道德预言和样板式预言

这样，便只剩下了两种我们所说的先知，其中一种最明确的代表就是佛陀，另一种特别明确的则是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就后者而言，先知主要是充当宣示神及神意的工具，这种神意要么是一项具体的命令，要么是一种抽象的规范。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布道的使命，要求人们把服从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这种类型我们应当称之为“道德先知”。另一方面，先知也可能是个样板人物，他通过个人榜样证明了另一条宗教救赎之路，比如佛陀就是如此。这种类型的先知并不宣扬某种神圣使命或者服从的道德义务，而是针对渴望得救的人们的既得利益现身说法，使他们走上他本身经历的同一道路。我们把这第二种类型叫做“样板式先知”。

样板式类型是印度先知预言独有的特征，尽管中国（比如老子）和近东也有个别的现象。另一方面，道德类型则仅出现在近东地区，且不管那里有着什么样的种族差异。无论是《吠陀》还是中国的典籍，其最古老的部分都是由宗教歌手的颂歌与感恩以及巫术礼仪构成的，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像在近东或伊朗那样在印度或中国发展出道德类型的先知预言。这里的决定性原因在于，后者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人格化道德神。在印度，只有在圣事和巫术形式中，而且只是在后来的大众信仰中才能看到这一观念。但是，在已经明确把大雄[33]与佛陀视为先知的那些社会阶层的宗教信仰中，道德预言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现过，而且始终很容易在泛神论的方向上被重新解释。中国社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那些阶层，其道德规范中根本就没有道德预言的概念。至于这一点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些阶层——当然决定于各种社会因素——的知识特性有关，这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就纯粹的宗教因素而言，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构想一个受到理性调整的世界，其原点就包含在献祭的礼仪秩序中，万事万物都要依赖其中不可变更的顺序，特别是气象过程不可或缺的规律性；从泛灵论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精灵与魔鬼的常规性动或静。无论按照经典的还是异端的中国观念看来，这些过程都被认为要由政府在道德上的正确作为加以保证，即政府要遵循正途——道，否则就会一事无成；甚至《吠陀》的教义也是这样要求的。因此，在印度与中国，律则和道分别代表着类似的超神性非人格力量。

另一方面，超验的道德化人格神则是近东人的概念，它非常接近于一个实行理性官僚统治的全能世俗国王的概念，两者的因果关系是无法否认的。在世界各地，巫师都是最早出现的祈雨者，因为收获要依赖于及时、充足而又不至于泛滥的降雨。直到现在，中国皇帝仍在充当祈雨者的角色，因为，至少在华北地区，气候的无常使得人们很难把握灌溉的常规，不管这种常规多么粗放。意义更为重大的则是修建长城与开凿内陆运河，这是帝国官僚制的真正源泉。皇帝竭力想要通过献祭、公开忏悔以及各种德行——例如消除行政弊端、组织搜捕尚未受到惩罚的罪犯——来避免气象的紊乱。因为人们始终认为，必须到君主的个人过失或者某种社会乱象中寻找使精灵受到刺激和宇宙秩序紊乱的原因。根据古老的传说，降雨也正是耶和华允诺给予信徒们——当时他们主要是农民——的酬报之一，上帝答应既不会给得太少、也不会给得太多以致洪水泛滥。

但是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地区，收获的创造者并非降雨，而只是人工灌溉。在美索不达米亚，灌溉乃是君主绝对权力的惟一来源，他强迫被征服的臣民兴修运河并沿河兴建城市，以此获取收益，正如对尼罗河道的调整乃是埃及君主们的力量源泉一样。在近东的沙漠与半干旱地区，这种对灌溉用水的控制大概就是某个神祇的概念的来源，他从无到有地创造了，而不是像其他地方相信的那样繁育了大地和人类。这种沿河经济实际上是从无到有在沙漠中创造了收获。君主们甚至通过立法和理性的整理编纂而创造了法律，而世界上的这项发展正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开的先河。因此，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是，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世界的运行秩序就被认为是一个为所欲为的、超验的人格神的定律。(https://www.daowen.com)

另一个——但却是消极的——因素可以解释某种反映了人格神操纵下的世界秩序在近东的发展，即那里相对缺乏充当印度和中国伦理的载体、并在这些国家创造了“无神论”宗教伦理的独特社会阶层。但即使在埃及——那里的法老本身最初就是神，阿肯那顿要创造灵魂一神教的努力也因为受阻于祭司的力量而归于失败，后者已经对民间的泛灵论进行了系统化，使之变得不可战胜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神教和煽动性的先知预言遭到了古老众神的抵抗，他们早已被祭司们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并且自成体系；此外，稳固的国家秩序也限制了前者的发展。

法老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给以色列人留下的印象，远比那些伟大的波斯君主（basileus kat exochen[34]）给希腊人留下的印象要强烈得多（例如，色诺芬的教育学论著就被冠以《居鲁士的教育》之名，这反映了居鲁士对希腊人的强烈影响，尽管这是位战败的君主）。古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从世俗法老的“奴役之家”获得自由，仅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位神性王者的帮助。实际上，他们随后建立世俗君主国就被明确地宣布为是对人民的真正统治者耶和华的背叛。希伯来先知预言完全是以同那时的主要政治列强——大国国王——的关系为取向的，后者体现着上帝发怒时的惩罚，先是毁灭了以色列，然后因为神的干预而允许以色列人从流亡中返回故土。琐罗亚斯德的情况看来也是如此，他的一整套看法都是以西方文明国度的观念为取向。

因此，最早的先知预言，无论是以二元的还是一神教的形式，且不管某些其他具体的历史影响，其独特的性质看来都是决定性地受制于相邻的、已被高度控制的社会组织大型中心对不太发达的毗邻民族形成的压力。后者从令人恐惧的民族那种无情的好战性中感受到自己面临着无休止的危险，往往会从中看到一个天王的愤怒和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