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艺人对待会众宗教和救赎宗教的倾向
如果撇开享有高度社会与经济特权的那些阶层不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明显更加多样化的各种宗教态度。
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当中，一直存在着最为巨大的反差。这包括印度的种姓禁忌和圣事与狂欢类型的巫术宗教或者神秘教义传播者的宗教，中国的万物有灵论，伊斯兰的苦行僧宗教，早期基督教——特别是盛行于罗马帝国东半部——那种圣灵[63]激荡的（pneumaticenthusiastic）会众宗教。这些群体当中还有其他一些宗教表现模式，包括古希腊人对神的畏惧（deisidaimonia）以及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式礼拜，古代城市犹太人中法利赛人对律法的忠诚，中世纪形形色色的教派信仰以及一种基本上是崇拜偶像的基督教，到了现代之初则有各种类型的新教。不言而喻，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了这些群体中存在着最大可能的差异。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手工业者的宗教，这是它的突出特征。它的救世主便是一个小城镇的手艺人，它的传道者则是到处流浪的工匠，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是个四处漫游的帐篷制造者，他对稼穑之艺非常外行，因而他在使徒书信中一个与嫁接过程有关的比喻里，实际上把意思完全用反了。我们已经知道，最早的基督教共同体在整个古代时期都有着强烈的城市色彩，它的追随者主要来自手工业者，包括奴隶和自由人。此外，在中世纪，小资产阶级始终是最虔诚的社会阶层，尽管并不总是最正统的。但是像其他宗教一样，在基督教那里，各行其是的不同流派也能同时在小资产阶级当中找到热情的支持者，无论那是驱逐魔鬼的古代圣灵预言，是中世纪绝对正统的（制度化教会）狂热虔诚，还是苦行僧类型的隐修，另外还有某些类型的中世纪教派的狂热虔诚，比如长期被视为异端的卑微者（Humiliati）〔32〕，形形色色的浸礼派运动，以及各归正宗教会——包括路德派——的宗教虔诚。
这种多样化的确是五光十色的，它至少证明了，在手工业者当中从来就不存在经济力量对宗教信仰的统一决定论。不过与农民相比，这里显然有一种明确的会众宗教、救赎宗教、最后则是理性的伦理宗教倾向。但是这种对比远不意味着什么统一决定论。荷兰的弗里斯兰农村平原地区为浸礼派会众宗教以最完备的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提供了最初的园地，而德国的明斯特城则是它以社会革命的形式登台亮相的主要场所，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统一决定论是不存在的。
特别是在西方，会众宗教一直与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中产阶级密切相连。这是血缘群体——尤其是氏族——在西方城市中的重要性相对衰弱的自然结果。城市居民以职业组织和自由创立的宗教联合体取代了血缘群体，而职业组织在西方到处都有一种礼拜的重要性，尽管不再与禁忌相联系。但是，这些宗教关系并非纯粹决定于城市生活的特殊经济模式。相反，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可能另有出处。因此，在中国，祖先崇拜和族外通婚的重大意义，是使城市居民总是与他的氏族和原籍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印度，宗教种姓禁忌使得半城市的聚落以及乡村都很难出现任何救世神学的会众宗教，或者使其重要性受到限制。我们已经看到，在印度和中国，这些因素比阻碍乡村更严重地阻碍着城市发展为一个共同体。
不过从理论上说，小资产阶级因其特有的经济生活模式，确实会倾向于某种理性的伦理宗教，如果出现这种宗教的条件确实具备的话。显然，与农民的生活相比，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生活与大自然的联系远不是那么密切。所以，依靠巫术去影响无理性的自然力，不可能像对农民那样对城市居民发挥同样的作用。同时，城市人的生活，其经济基础显然有着更理性的性质，即进行有目的控制时的可计算性和潜力。此外，工匠、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有商人的经济生活，会影响他们产生这样的观念：诚实即为上上策，诚实劳动并履行义务将给他们带来回报，而且“理应”得到正当酬答。由于这些原因，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很容易接受一种包含着补偿伦理的世界观。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在一切非特权阶层中都是一种很正常的思维走向。不过农民与这种补偿观念却相去甚远，只有在令他们浸淫其中的巫术被其他力量铲除之后，他们才会需要这种补偿观。相比之下，手工业者却会频频地积极参与铲除这种巫术方法。武士和金融富豪甚至更不容易接受具有伦理意义的补偿信念，他们总是从经济角度关心战争、关心权力的政治表现，这些群体最不容易接受任何宗教中的伦理和理性成分。
在职业分化的早期阶段，手工业者也曾深受巫术的负担之累。任何一种不同寻常且不会广泛传播的专门“技艺”，都被认为具有巫术超凡魅力，无论是个人性质的还是——更普遍的是——遗传性质的，获得并维持超凡魅力都要依靠巫术手段的保障。这种早期观念还有其他一些要素：超凡魅力的体现者要被各种禁忌——有时还是具有图腾性质的禁忌——从普通人（农民）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而且往往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这里必须提到，关于任何专门技艺都会具有巫术超凡魅力的早期观念，其中有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举凡各种手艺保存在拥有原材料的古代群体手中的地方，认为专门技艺具有巫术性质的看法就会把这种群体置于贱民的地位，并以巫术把他们的操作和技术加以定型，因为这种群体最初都是闯入共同体提供技艺的，后来又分别作为定居在共同体中的外乡人提供他们的手艺。不过，一旦这种巫术框架被突破（新兴的移民城市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就是，手工业者比任何农民都更理性地学会思考自己的劳动，小商人也比任何农民都更理性地学会思考自己的经营之道。特别是手艺人，在许多不同的劳动过程中都有了进行反思的时间和机会，尤其是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主要在室内从事的各种职业，比如纺织业的从业者，就会产生强烈的教派或宗教倾向。即使在装备了机械织机的现代工厂中，那里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如此，而过去的织布工尤其如此。
一旦有先知或者改革者打破了纯巫术观念或礼仪主义观念的束缚，工匠、手艺人和小资产阶级就会倾向于接受一种（往往是原始的）理性主义的道德人生观或宗教人生观。此外，职业上的专门化也会使他们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综合性质的生活方式的载体。但是毫无疑问，手工业者与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这些普遍性条件，对于宗教并没有统一的决定性。所以，中国的小生意人虽然也精于计算，但并不是一种理性宗教的载体，就我们所知，中国的手工业者也不是。除了巫术观念以外，他们充其量也就是信奉佛教的羯磨说。他们的情况主要就是缺少一种伦理上理性化的宗教，实际上，这好像对他们的技术中本来就有限的理性主义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点会反复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存在着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群体，这并不足以产生一种哪怕最一般类型的伦理性狂热虔诚。我们在印度就看到了这种事例，那里是种姓禁忌和灵魂转世信仰在影响着手工业者阶层的道德观并使之定型的。可以理解，只有会众的狂热虔诚，特别是理性和伦理类型的会众狂热虔诚，才有可能——特别是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很容易地赢得追随者，并在特定环境下对这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发挥持久影响。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