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司与僧侣：理智主义的宗教阐释者
理智主义及其与祭司阶层和政治当局的各种关系，始终以最为复杂的方式影响着宗教的命运，而碰巧成为理智主义最重要载体的这个阶层的来源又转而影响着那些关系。祭司本身最初就是理智主义最重要的载体，特别是在业已存在神圣经文的地方，祭司肯定会变成一个专门解释经文并讲授其内容、意义和正确用途的文学行会。但是这项发展并没有出现在古代——特别是腓尼基、希腊和罗马——城邦的宗教中，中国的伦理学也不存在这种现象。在这些地方，所有形而上学和伦理思想的发展都出现在非祭司人员当中，比如神学在赫西奥德那里的发展，而且发展程度也极为有限。
相比之下，理智主义借助祭司群体得到的发展，在印度、埃及、巴比伦、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基督教那里却达到了极致。单就神学而言，理智主义借助祭司群体而得到发展，也出现在现代基督教中。在埃及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某些阶段的基督教以及吠陀时代（即入世禁欲主义和《奥义书》哲学出现之前）的婆罗门教中，祭司们已经相当成功地垄断了宗教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发展。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出现了这样的祭司垄断，但在犹太教那里，这种垄断由于世俗先知预言的强大冲击而受到了严重削弱，伊斯兰教祭司们令人敬畏的权力则因为苏非教派的挑战而受到限制。在佛教、伊斯兰教的所有分支以及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中，除了祭司和他们的替代者以外，对神学和伦理学思想、对形而上学以及相当广泛的科学领域问题全神贯注并著书立说的，都是僧侣和以隐修为取向的群体。此外，他们还倾力于艺术作品的创作，其中诗人在礼拜中的重要作用是最终把史诗、抒情诗和讽刺诗引进了印度的吠陀经，把以色列的色情诗引进了《圣经》，而神秘情感和精灵（圣灵）情感与诗人灵感的心理共鸣，则决定了神秘主义者在东西方诗歌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过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文学的创作，而是根据对宗教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那些知识阶层的特有性质来确认宗教本身。即使作为主要的文学载体，祭司对宗教的知识影响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差异，这要取决于非祭司阶层和祭司的对抗程度，取决于祭司自身的权力地位。教会的特殊影响在后期琐罗亚斯德教和埃及、巴比伦的宗教中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尽管《申命记》和巴比伦囚虏时代的犹太教实质上是先知宗教，但祭司们对这个发展中的宗教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在后来的犹太教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就不再是祭司而是经师了。在古代末期和中世纪的全盛时期，对基督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祭司和隐修主义，到后来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又是如此。牧师的影响在路德教和早期加尔文教那里是支配性的。印度教的形成与发展，至少在它的制度与社会构成方面，则是受到了婆罗门的极大影响，这尤其表现在种姓制度上，婆罗门所到之处便会产生种姓制度，其社会等级制度最终都要决定于婆罗门指定给每个特定种姓的地位。所有形式的佛教——特别是喇嘛教——自始至终都受到了隐修主义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东派基督教中的许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