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用
物质生产资料可能会由劳动者个人或组织、所有者、或者构成一个第三方的调整性群体所占用。
由劳动者占用时，可能那是已经成为物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者个人；也可能由完全或相对封闭的劳动者群体加以占用，虽然其中的劳动者个人不是所有者，但那个组织是。这样一个组织可能会作为“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经济、或者以占用股份的形式（genossenschaftlich）发挥其功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用的目的都可能是以下两者之一：预算管理，或者是赢利。
在一种小农、工匠、船工、卡特尔享有完全市场自由的体系中，或者在某个调整性群体庇护下，可能就存在着劳动者个人占用生产资料的情形。在生产资料并不是由个人、而是由组织所有的地方，其间有着非常多样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变化范围之大，既可以使该体系具有预算特征，也可以使之具有营利特征。家族经济大体上说未必就是天生的或者事实上的共产主义经济（见第二部分第三章），它可能会完全以供给自身的需求为取向。只是偶然的情况下它才可能处置某些类型由于地利之便而积累起来的剩余原材料，或者出自某些特定技术工艺的产品，作为更好地供给需求物的手段。这种偶然的销售活动也许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常规的营利性交换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就是“部落”行业随着种族间的功能专门化和部落间的贸易而得到发展，因为，有机会找到一个市场往往要依赖于维护一种垄断地位，而世代相传的商业秘密通常又会反过来保证这种垄断地位。由此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流动性的行业或者贱民行业〔40〕，这些群体会团结在一个政治架构之内，而且有着种族因素之间的礼制屏障，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
群体成员拥有已被占用的股份，这种情形就是“生产合作社”。〔41〕随着货币核算的发展，家族经济就会接近于这种类型。另外，在劳动者组织中偶尔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中世纪早期的采矿业就是一个重要范例，其意义非同寻常。
鉴于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的占用已如上述，那么“所有者”或者有组织的所有者群体的占用，就意味着剥夺劳动者——不仅是个体、而且是整体——对生产资料的占用。就此而论，一个所有者可能会占用以下某个或者多个对象：土地（包括水体）；地下资源；能源；工作场所；劳动器械，诸如工具、设备、机器；原材料。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可能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所有权之下，或者被不同的所有者占用。所有者可能会把他们占用的生产资料用于预算管理，作为供给自身需求的手段，或者借用出去以作为收益来源。在后一种情况下，借用者就会把借用物用于预算目的，或者用作没有资本核算的营利企业的牟利手段，或者作为资本货物（在他们自己的经营中）。最后，所有者可能会把它们用作自己经营活动中的资本货物。
占用者可能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做出刚刚谈到的所有各种选择。
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生产资料由一个组织占用，但该组织仅仅是调整经济活动，并非组织本身把它们用作资本货物或者收益来源，而是由组织的成员加以处置。
Ⅰ.当土地由个别经济单元占用时，通常都是限于直到收获为止的实际耕作期，就此而论，由于开垦与灌溉，在连续耕作期间，土地本身也是一种人造物。只是在土地变得明显稀缺时，耕作权、放牧权、定居群体成员留作备用的林木的使用权以及使用的范围，才会普遍受到限制。
（1）这时可能就会由组织来实施占用。按照土地的使用模式——园地、草地、耕地、牧场、林地，占用的规模会各不相同。这些将被越来越大的群体占用，从单独的家庭直到整个部落。典型的情况则是由一个血缘群体、邻里群体、通常是一个村庄来占用耕地、草地和牧场。林地通常是由边界地区的群体占用，其性质和范围大不相同。单个家庭的典型做法就是占用园地和宅院周围的空地，以及分摊耕地和草地。这种分摊制的表现可能是，（i）“流动”耕作的新垦田地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分配（比如所谓的田—草农耕制[17]），或者（ⅱ）第二轮耕作时进行理性而系统的再分配。后者通常是财政需要所带来的结果（这就要求乡村成员共同承担责任），或者是出于乡村成员的政治需要：他们要求平等。生产组织的单元通常都是家族（见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
（2）土地的占用者也可能是一个领主或地主（Grundherr）。后面将会谈到，这种主人地位主要是基于在血缘群体中的个人权威或者作为部落首领，因而有权强行使用劳务（见第二部分第四章）；要么是基于财政或军事权威；要么就是基于某种组织形式以便系统地开发新土地或灌溉工程。使用不自由的奴隶或农奴劳动，可以使领主对土地的支配（Grundherrschaft）成为效用之源。反过来说，这也可以作为预算单元的组成部分——通过交纳实物或提供劳动劳务——加以管理，或者作为赢利手段，即作为一个“种植园”。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借助自由劳动加以利用。这里同样可以把它看做是预算项目，就是说，以实物回报的方式从土地上获取收益，要么与承租人收益分成或者从承租人那里收取货币租金。这两种情况下使用的设备既可能由承租人自己提供，也可能由庄园主（科洛尼）提供。一个领主也有可能以大规模的理性经济经营形式把他的财产用做赢利的来源。(https://www.daowen.com)
在利用不自由的劳动力把土地用做预算经济组成部分的地方，领主对土地的开发往往会在两个方面受到传统的约束，一是他的劳动力构成成分（无可选择），一是他们的功能。在营利性企业——“种植园”——中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只在少数情况下出现过，比较突出的是古代迦太基和古罗马，在现代则出现于殖民地和北美南部各州的种植园。在大规模营利性经营中利用自由劳动使用土地，仅仅出现在现代西方世界。这是中世纪领主权或庄园（Grundherrschaft）的发展模式，特别是这种模式被打破的方式，成了决定土地占用的现代形式的最关键因素。已知的现代纯粹类型只有如下范畴：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的承租人，无财产的农业劳动者。但是这种纯粹类型很罕见，主要见于英国。
Ⅱ.适于通过采矿得到开发的财源，可能会以如下方式被占用：（a）被土地所有者占用，他们一般都是过去的领主；（b）被政治霸主占用，他们是王室特权或者“特许权”的所有者；（c）被任何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Bergbaufreiheit）的人占用；（d）被劳动者组织占用；（e）被营利性经营活动占用。领主和“特许权”所有者可能会亲自管理他们的这份财产，中世纪早期就能偶然见到这种情况；也许会把它们作为收益来源出租给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或者出租给任何发现者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成员。这就是中世纪“自由矿山”（gefreiteBerge）的情况，而且是“采矿自由”制（Bergbaufreiheit）的起源。〔42〕
在中世纪，有组织的矿业劳动者群体都是典型的封闭性群体，成员分享股份，每个在矿上劳动的成员都有义务对领主所有者或者对其他负有连带责任的成员负责。与这种义务相应的则是分享产品的权利。还有一种类型是纯粹的“所有者”联合体，人人均沾收益或者均摊由于亏损而需要做出的贡献。这种趋势使领主所有者不断受到剥夺，而使劳动者得益；但是反过来说，由于需要投资以增添设备，劳动者会越来越依附于控制着资本货物的群体。因而最后，这种占用便采取了资本主义矿业联合公司（Gewerkschaft）的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
Ⅲ.作为固定设施的生产资料，比如能源（特别是水力能源），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磨坊”，工场（有时还包括其中的固定装置），在过去——尤其是在中世纪——一般都是以如下方式之一被占用：（a）被君主或领主占用；（b）被市镇（或者作为经济能动组织，或者仅仅是调整性组织）占用；（c）被劳动者联合体占用，比如基尔特（作为“调整性群体”），但这些联合体不可能发展成统一的生产组织（Betrieb）。
在前两种情况下，它们通常都被用做收益来源，就是说，使用这些设备要支付费用。这往往会伴随着禁用具有竞争力的设备并且强制使用属于领主的设备。而每个生产单元都会根据需要或在某些条件下使用这些设备，这就促成了封闭的调整性群体的垄断。烘烤炉、各种脱粒或榨油的磨坊、缩绒设备、磨光设备、屠宰场、染厂、漂白设备、铁匠店（当然，一般都是用于出租）、酿酒厂、蒸馏厂、其他设施（特别包括汉萨同盟城市所拥有的造船厂）以及各种市场摊位，都是以这种前资本主义方式被占用的，因为它们都可以允许劳动者以付出一定回报的方式加以使用。所以，它们是被用做预算财富（Vermögen）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所有者（个人或组织，包括城市法人）的资本。这种类型的生产以及把固定设施预算式地用做所有者个人或群体的投资收益来源，或者生产合作社群体的生产，都是在个体生产单元“固定资本”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些所有者使用这类设施，总的来说，部分是把它们当做满足自己家庭需求的手段，特别是烘烤炉、酿酒与蒸馏设备，就更其如此，部分是进行营利活动。
Ⅳ.海运方面的典型情形，过去都是由众多所有者占用船只，他们会越来越界线分明地有别于实际的水手。海运业的组织可能会逐渐发展出一种与托运人共担风险的制度，船东、高级船员甚至普通水手会作为货物托运人而结合在一起，但这一事实并不会产生任何全新的占用方式。它只会对结算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营利机会的分配。
Ⅴ.如今，各种设施与工具统统由同一个控制者占用已是普遍现象，这对现代工厂来说实为必不可少，但在过去却是例外。特别是古希腊和拜占庭的可租赁作坊以及古罗马的ergastulum[18]，其经济特征是极为模糊的，历来的史学家们对此一直视若无睹。这是一种“工场”（workshop），它可能是，（ⅰ）预算单元的组成部分，在那里，奴隶们为了所有者自身的需求——比如为了庄园的需求——而从事生产，或者从事供销售的货物的副业生产。不过（ⅱ），这种工场也有可能被用做租金收入的来源，成为私人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财产的组成部分，后者可能是一个城市，例如比雷埃夫斯的可租赁作坊就是这样。这种作坊会被出租给个人或者有组织的封闭性劳动者群体。因此，如果说一个作坊——特别是一个市属作坊——在被利用，那么，必然就会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它属于谁？谁是工作过程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那里存在自由劳动吗？他们是为自己的利润而劳动吗？如果那里是奴隶劳动，那么必然会知道谁是他们的所有者，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还是为他们的主人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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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为主人劳动？从这些方面去回答问题，将会得出完全不同于经济学观点的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后来的拜占庭和伊斯兰类型那样，可租赁作坊看来主要就是一种租金收入来源，因而根本不同于现代工厂的情况，甚至与现代工厂的前身也大相径庭。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由于可以作出模棱两可的经济学解释，这个范畴最有可比性的就是中世纪各种类型的“磨坊”。
Ⅵ.即使工场和生产资料是被雇佣劳工的个体所有者占用，从经济学观点来看，那也未必可以叫做今天通常所说的“工厂”。因为，工厂必然还会包括使用机械动力、机器，包括对内部功能的详细分解与组合。今天的工厂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因此，在目前的讨论中，“工厂”的概念仅限于指称这种类型的企业：它们至少有可能会处于拥有固定资本的营利公司控制之下，因此会采取一种有组织的作坊形式，其内部有着功能的分化，占用了全部非人的生产资料，其工作过程由于使用了机械动力和机器而具有很高的机械化程度。就像后来的民谣中所唱的那样，16世纪早期“纽伯里杰克”〔43〕的大型工场并没有任何这样的特征。据说那里拥有数百架手动织机，那是他的财产，他为那里的劳动者购买原材料，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安排。但是每个劳动者就像在家里那样都是独立工作。当然，在埃及、希腊、拜占庭或者穆斯林的作坊里也存在内部的功能分化与组合，主人带着他那些不自由的劳动者一起工作。但是希腊的文献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主人通常也都是满足于从每个劳动者那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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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报，以及从工头那里得到更高的回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知道，不能把这样的组织看作是工厂甚或“纽伯里杰克”工场的对等物。皇家的制造厂倒是最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工厂，比如中国的皇家瓷窑和以它们为样板的欧洲宫廷奢侈品制造厂，特别是那些军需生产厂。任何人把它们叫做“工厂”都是无可指摘的。俄国那些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场乍看上去甚至也很接近于现代工厂，那里所占用的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有劳动者本身。不过，出于业已说明了的原因，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工厂”概念仅限于指称那些有组织的工场，它们的物质生产资料由某个所有者完全占用，但劳动者并没有被占用；那里存在着内部的功能分化，所使用的必须是人“照料”的机械动力和机器。所有其他有组织的工场类型都将用带有适当形容词的术语来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