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

从社会角度来看，劳动分工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类：首先，随着质的不同，特别是按照功能互补的方式，在多多少少是自主和自治的经济单元之间进行分工，更进一步，还可以按照它们是预算单元还是营利性经营而从经济上加以区分。这里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可能性：

（1）“统一”经济（Einheitswirtschaft），在那里，功能的专门化（或者具体化）完全是内部的，也是完全他主和他治的，并且取决于纯粹的技术基础。功能的协调也同样如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统一经济要么是一个预算单元，要么是一种营利性经营。

共产主义的国民经济也许是最大规模的统一预算经济了；最小规模的则是原始的家庭单元，它囊括了“封闭式家族经济”的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生产功能。纯内部的功能专门化与功能协调类型的“统一”营利性经营，自然是大规模的纵向结合〔32〕，它只是把局外人看做一个整体单元。用这两个区别谈论自治性统一经济的发展，目前来说已经足够了。

（2）另一方面，在自主性经济单元之间也会出现功能的分工。（a）他治但又自主的、以某种协商建立或强加的秩序为取向的单元之间功能的专门化或具体化。而这种秩序实质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取向。它的主要关切可能是为了供应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单元——可能是一个领主、一个大庄园的预算单元（家族）——的需求，也可能是以某个受政治实体或领主控制的经济单元的营利活动为取向。另一方面，该秩序所关心的可能是供应某个封闭性群体（genossenschaftlicher Verband）成员的需求。从经济观点来看，这要通过“预算”（家族）或者“营利”模式才能得以实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组织可能会局限于单纯地调整经济活动，或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在同时参与经济活动。（b）另一个主要类型是，市场经济中的自主和自治单元的专门化，这些单元实质上仅仅以它们的自我利益为取向，形式上则仅仅以某个组织的秩序为取向，该组织仅负责形式规则而不是实质规则的贯彻落实，比如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见第二章，五，d）。

1.这种组织的功能仅仅限于调整经济活动，表现形式是预算单元，由2（a）那种情况下的成员联合体进行管理，印度的乡村手工业组织（“企业”）就是典型范例。领有自主而他治单元的组织，其经济活动以领主家族为取向，比如2（a）那样的情况，依靠从臣民、侍从、农奴、奴隶、佃农、有时还有“公共手艺人”[14]（见下文）乡村工匠的个人财产中敛取贡赋，以供君主或领主之需求（对君主还包括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这在世界各地都是随处可见的。勒索劳务或产品以供地主或城市法人之需，一般都属于“单纯的经济活动调整”，因为通常它们只是服务于财政的而非生计的目的。那里也存在着市场秩序，有着以给领主营利为取向的单元，包出制类型的生产任务以合同形式重新分派给各个家族。

在许多源远流长的小规模行业中常见的专门化，可以用来说明由合作性组织主办的他治单元之间功能的专门化和具体化类型。佐林根的冶金行业最初就是由一个按照协议确定劳动分工的自愿联合体组织起来的。只是到了后来，它们才按照宗主权加以组织，也就是一种“包出制工业”。无数由乡村共同体和城市法人为调整贸易而确立规则的情况，可以用来说明仅仅服从于某个组织调整的自主经济单元的类型，而这些调整至少对于生产过程有着实质性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市场经济中自治与自主单元之间的专门化分工，其最好的说明就是现代经济秩序。

2.还可以详细补充几点。在预算基础上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组织的秩序，是一种特殊方式的“预算”，就是说，是以个体成员而不是以有组织的群体——比如乡村本身——的预期需求为取向。这种专门化的劳务义务可以叫做“公共手艺人公益性派捐”，〔33〕相应的，这种供应需求的类型就叫做“公共手艺人供应”。这始终是个作用于劳动分工、某些情况下还作用于劳动劳务的结合模式的团体调整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基于支配还是自愿的合作——是为了自身利益从事经济活动，为它缴纳的贡赋要在某种专门化基础上进行再分摊，这就不能叫做公共手艺人供应。这个范畴的类型就是徭役庄园、领主庄园和其他类型大家族单元中的专门化和具体化的贡赋。但是，再分摊的义务在并非主要以经济目的为取向的各种类型的组织中也很常见，比如王室、政治集团以及地方共同体的预算管理。这些税赋通常都是为了统治权威的预算需求，或者是为了团体的目的。这些以实物形式加诸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劳务与产品义务，如果是归于某个个人的家族企业，就可以叫做“实物形式的大庄园公益性派捐”，如果是应付给一个组织本身的预算单元，那就是“实物形式的法人公益性派捐”。供应一个被卷入经济行动的组织的预算需求时，作用于这种供应模式的原则就叫做“公益性派捐供给”。这种组织模式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下面还会不断谈到这一点。在政治组织中，它处于现代“公共财政”那样的地位，在经济群体中它使主要家族的分权成为可能，因为供给该家族需求的是那些不再由其供养和利用的行动者。每个次级单元都在经营自身的事务，但要承担义务为核心单元履行某些功能，因而具有对它的依附性。例如农民和农奴就要支付各种劳役和实物；手艺人则要依附于某个庄园，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罗德贝图斯（Rodber-tus）〔34〕是最早把“大庄园”这一说法用于古代大型家族经济的。他把利用家族成员和依附性劳动者的劳务、以及利用非交换基础上可以得到的物质生产资料而基本自给自足地满足需求，作为一个主要尺度。事实上，古代的土地庄园、更常见的是古代王室，尤其是在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它们的绝大部分需求都是靠劳役和实物供给，这是那些依附性家族单元的义务，尽管接近纯粹类型的程度各不相同。在那时的中国与印度，以及在较低程度上我们自己的始于capiutulare de villis〔35〕的中世纪，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事实上，与外部的交换通常并非完全阙如，但是一般都有预算性交换的特征。货币支付的情况也并非罕见，但在供给需求物的过程中一般只发挥次要作用，而且易于受传统的束缚。承担公益性派捐义务的经济单元参与交换关系也并非罕见，不过关键在于，这些单元的生计大都可以靠实物补贴来维持——或者是一定配额的产品，或者是使用土地，这是它们由于不得不承担公益性派捐而得到的补偿。当然，其中有着诸多过渡形式。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存在由一个与劳动分工及劳动合作有关的组织对各项功能的某种调整。

3.以经济上的营利考虑为取向而调整经济活动的组织，中世纪欧洲的公社、中国的行会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控制着能工巧匠的数量、功能以及行业工艺，使得劳动要以手艺为取向。只要它们的规则主要不是为了保证向消费者供给工匠们的产品，而是为了——尽管并非始终如此——通过保持工作质量、通过分享市场以保证手艺人的市场地位，那么它们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像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调整一样，这种调整也包含着对市场自由的限制，因而包含着对手艺人完全自治的经营取向的限制。毫无疑问，它的意图就是维护现存同业的“生计”，因此，尽管表面上具有“商业”特征，但和预算式取向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4.除去以上所论包出制工业的纯粹类型不谈，以营利为取向而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本身，可以用德国东部的农业庄园作为示范，一个劳动力持有庄园的几小块耕地，因为提供劳务而拥有了使用权，且完全以庄园的秩序（Instleute）为取向，德国西北部的情况也是一些例证，那里的近似类型是佃农（Heuerlinge），不过他们是在租赁基础上持有土地。像包出制工业一样，农业庄园也分别是领主和经营者的营利组织。佃农和家庭工业工人的经济单元，就其被迫的功能分工与劳务结合模式而言，主要都是以庄园秩序和包出制关系强加给它们的义务为取向。除此以外，它们不过就是一些家族。它们的获利努力不是自治的，而是以领主或经营者的经营为取向的他治努力。在这种取向实质上所能达到的标准化程度基础上，功能的划分可能会接近于在同一项经营——典型的工厂——内部那样纯粹技术上的分工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