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形式合理性的实质条件

由此可见，货币计算的形式合理性要依赖于某些非常特殊的实质条件。它们对于这里的目的有着特殊的社会学重要性，其中包括（1）至少是相对自治的经济单元之间的市场斗争。市场价格是利益冲突与妥协的产物，因此也是权力较量的结果。货币并不仅仅是“未具体说明效用的凭证”，好像可以随意改动而不会对人与人的斗争带给价格体系的性质产生任何根本影响。毋宁说，“货币”主要就是这种斗争的武器，价格则是这种斗争的表现方式，它们仅仅是对这种利益斗争中的相对机会进行量化估计的计算工具。（2）货币核算作为经济行动的计算性取向的手段，当它被应用于资本核算的形式中时，要达到最高度的合理性水平。这里的实质前提是彻底的市场自由，就是说，不存在强加于人的、经济上无理性的垄断，也不存在自发的、经济上理性的（即以市场为取向的）垄断。在这种状态下，争夺消费者的斗争就会发生大量支出，特别是销售与广告组织的支出，这在没有竞争——比如计划经济或者全面垄断——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发生。严格的资本核算进而还与“工场纪律”（shop discipline）和生产资料的占用等等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和一个“支配体系”（Herrschaftsverhältniss）的存在联系在一起。（3）从实质上说，不是对效用的“需求”（渴望）、而是对效用的“有效需求”调整着营利性经营通过资本核算这一媒介安排货物的生产。因此，在既定的财富分配状况下，生产什么就要取决于偏爱并有能力购买既定效用的收入群体之边际效用结构。以上陈述，连同在资本核算形式下所达到的最完备的形式合理性对所有实质性前提的完全漠视（在市场是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这种漠视是绝对的），使我们看到了内在于货币经济的计算合理性结构中的根本限制。毕竟，这是一个纯形式的特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后者——原则上始终是两回事，尽管从经验上说它们在许多（根据某些人为的假设甚至是在所有）情况下也是吻合的。因为，关于货物的实际分配状况，货币核算的形式合理性并未揭示出任何东西。这一点始终应当另作他论。然而，如果使用的标准是用最低限度的给养供应最大规模的人口，那么最近几十年的经验看来就会表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是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达成一致的，其原因就在于，仅仅适合于货币计算的、具有经济取向的社会行动类型使那些刺激因素发挥了作用。不过事实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如果不同时分析收入分配的状况，那么关于真实需求的满足，形式合理性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东西。〔24〕(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