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纯粹类型

如果权威是根据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神圣性而要求得到正当性和信仰，就应当叫做传统型权威。这样的统治者根据传统规则而任职，因其传统身份（Eigenwurde）而得到服从。在最原始的情况下，这种有组织的统治类型主要依赖于共同教养基础上产生的个人忠诚。行使权威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上司”，而是主宰者，他的行政班子主要不是由官员、而是由个人的侍从构成，被统治者也不是一个联合体的“成员”，而是他的传统“伙伴”（见七a）或者“臣民”。决定着行政班子与主宰者之间关系的并不是官员们的非人格义务，而是个人忠诚。

服从的对象也不是制定的规则，而是出于传统或者被传统主宰者选定而占据权威地位的个人。他的命令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之一而具有正当性：

a）部分是根据传统，而这种传统本身就能决定命令的内容，并且被认为在不可逾越的限度之内是有效的，且不危及主宰者的传统地位。

b）部分是根据在传统范围内赋予主宰者的酌处权，这种传统特权主要依赖于实质上有可能是无限制的个人服从义务。

因此就有了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范畴：(https://www.daowen.com)

a）受制于特定传统的行动范畴；

b）免于特定规则束缚的行动范畴。

在后一个范畴内，主宰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行善，特别是对赠礼——这是应得收益（Gebühren）的历史来源——给予回报。只要他的行动完全遵循原则，这些原则就会受到伦常、公道或者功利性权宜考虑的影响。它们并非一些形式原则，比如合法型权威下的那种情况。权力的行使是以这样的考虑为取向的：主宰者及其班子往前走多远才能既使臣民保持传统的服从而又不致激起他们的反抗。一旦出现反抗，首当其冲的就是主宰者及其个人的仆从，人们会指控他未能看到自己权力的限度。这种反抗不会直接针对体制本身——此即“传统式革命”的情形。

在传统型权威的纯粹类型中，不可能由立法机构特意创设法律或行政规则。事实上已被革新的规则，只能通过这一断言获得正当性：它们以往始终是有效的，只不过如今通过“智识”［古日耳曼法律的Weistum］又获得了承认而已。合法的决定作为“法律的发现”（Rechtsfindung）只能求诸传统的文献，即先例和早先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