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的可计算性所依据的诸条件

1.有三种典型的共产主义组织形态是由非经济动机发挥主导作用的（见下文，二十六）。但是撇开这些情况不谈，在实现具体化中从事的劳动，它的可计算的绩效达到最优化，要受到三个主要条件的影响：（a）对功能的最大适应性；（b）通过实践获得的最佳技能；（c）从事工作的最佳意向。

无论是遗传、环境还是教育的产物，适应性都只能通过检验而得到确认。这在市场经济的工商企业里，一般都是采取试用期的形式。泰勒制就是要创造一些理性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践以及随之产生的技能，只能通过理性、持续的专门化而得到完善。今天，它主要是在经验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主要考虑的是为了盈利而把成本降至最低，并且受制于这些考虑。与生理条件有关的理性专门化还只是刚刚起步（仍可以泰勒制为证）。

工作意向可能会具有任何其他行动模式都会具有的取向之一（见前文第一章，二）。但是，就实施个人计划或者实施监督其工作的他人的计划这一特定意义来说，工作意向必定取决于就结果而言的强烈的自我利益，或者取决于直接或间接的强制。在完成由他人部署的工作时，后者就尤其重要。强制可能会包括物理暴力或其他不良后果的直接威胁，或者是令人不满的绩效可能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种强制类型乃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显然是更有力地关系到劳动者的自我利益。这就必然地有了根据数量和质量的绩效进行选择的自由，尽管很自然地这是从牟取利润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技术考虑的观点来看，它比任何直接的强制劳动都有着更高度的形式合理性。它的前提是所有者在暴力的保护下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比，这种体制意味着，除了（家庭）再生产的责任以外，还有对根据适应性进行选择的一部分担忧，都被转移给了劳动者自身。而且，与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相比，资本需求和资金风险都会降低，并且更易于计算。最后，通过大范围地支付货币工资，作为大众消费对象的商品将会有着更广阔的市场。

在其他因素相同时，如果没有直接强制，积极的工作动机就不会遇到不自由的劳动力在同样情况下所遇到的那些妨碍。不过事实上，一旦技术上的专门化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极端单调的操作往往就使激励因素局限于纯物质报酬的考虑。只有在计件工资率的基础上按照绩效支付报酬时，才能刺激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使人乐于劳动的最直接的基础，就是高计件工资率的收益机会和遭到解雇的危险。(https://www.daowen.com)

关于自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情况，可以做如下观：（a）如果其他因素相同，在功能具体化而不是功能专门化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乐于在情感基础上进行工作。事实上，这是因为个人自身的工作成果会更加显而易见。当然，几乎同样真实的是，成果的质量无论在哪里都是重要问题；（b）传统的工作动因在农业和家庭工业中尤其常见，在这两种情况下普遍的生活态度也是传统的。它的特征是，绩效水平或者以产品的固定数量和质量为取向，或者以传统的收入水平为取向，或者两者兼备。凡是存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地方，那就很难在理性基础上对劳动力进行管理，生产也不可能靠计件工资那样的刺激因素得到增长。但另一方面，经验表明，与领主或所有者的传统家长制关系却能够保持一种高水平的情感型工作动力；（c）基于绝对价值观的动因通常都是宗教取向的产物，或者是由于特殊的工作形式本身得到了高度的社会评价。观察似可表明，所有其他指向终极价值观的动机源都只是过渡现象。

不言而喻，劳动者对自己家庭的“利他主义”关切，一般都有着典型的乐于工作的义务奉献成分。

2.占用生产资料和（哪怕在形式上）亲自控制劳动过程，会构成最强烈的刺激因素之一而使人无条件地乐于劳动。这是农业领域的小单元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根本依据，无论那是小规模所有权的形式还是希望上升到所有者地位的小佃户。中国是这种组织类型的传统中心。从功能上得以具体化的技术性行业中的相应现象，在印度最为突出，但在整个亚洲地区以及中世纪欧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欧洲，绝大多数决定性的冲突都是在个体劳动者的形式自治问题上得到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小农的存在，其直接原因就是没有资本核算，以及为了保持家族和经营的一体化。他的功能是具体化而不是专门化的，他会为此投入比较密集的劳动，并约束自己的生活标准以维持形式独立。另外，这种农业体制使得利用家庭的各种副产品乃至“废料”成为可能，而它的利用方式却不可能出现在大型的农业单元中。我们能够获得的全部信息都表明，由所有者进行管理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对于周期性波动远比那些小型农业单元敏感得多（见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Juristentags第二十四卷中笔者提供的数字）。〔50〕

在工业领域，相应的小规模类型直到机械化时代和最精细的功能专门化与功能组合时代仍然保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到了16世纪，像“纽伯里杰克”那样的工厂完全能够予以禁止，而不会给劳动者的经济状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英格兰实际发生的情况［1555年］。事实上，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由所有者占用并由劳动者操作的单独的织布作坊，如果没有劳动功能日益广泛的专门化与合作，其组合就不可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好的利润前景以确保抵消经营过程中不断增长的风险和成本。至关重要的是，在固定资产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的工业经营，不仅会像农业领域那样对周期性波动非常敏感，而且对公共行政和司法的所有无理性形式——缺乏可计算性——都会保持最高度的敏感，而这些无理性形式在西方世界以外可谓俯拾皆是。因此，与俄国的“工厂”以及任何其他地方进行竞争时，分散经营的家庭工业便有可能得天独厚。事实上，这一点还在引进机械动力和机器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由于市场机会的扩展，严格的成本核算与产品的标准化就已经成为突出的需求。和具有技术理性的设施——比如利用水力和马拉绞盘——相结合，则导致内部实现了专门化的经济经营的发展。然后是引进了机械动力和机器。达到了这一点之后，建立大规模工业企业才成为可能，虽然它们此前在世界各地也曾偶有出现，但都复归消失，而且与它们有关的所有人的经济状况都没有受到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只是在工厂出现之后才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工厂的劳动力来说，乐于劳动主要还是因为维持生计的责任被转嫁给了劳动者本人，并相应地对工作形成了一种有力的间接强制，比如英国的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制度就是一个标志，而且它长期以来始终是以财产制度的强制保障为取向的。现时代的劳动意愿显著衰退即是明证，原因就是这种强制力在［1918年］革命中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