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形式的计算
实物形式的计算有着极为多样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货币经济”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使用货币是那里的典型情形，那里的行动则典型地以体现在用货币计算的市场行情为取向。另一方面，“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一词指的是不使用货币的经济。历史上已知的不同经济系统都可以按其更接近货币经济还是自然经济而加以分类。
然而，“自然经济”的概念并非十分明确，因为它可以涵盖结构极为不同的各种系统。它可能意味着（a）一种根本不会出现交换的经济，或者（b）物物交换而不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经济。第一种类型可以是一种在纯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个体经济单元，或者是某种明确分配参与权的个体经济单元，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有关各方都完全没有自治或自主权。这可以叫做“封闭的家庭经济”。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些自治与自主的个体单元的组合，但它们全都必须以实物形式向一个为行使权威或者作为一个共同体机构而存在的中心组织缴纳贡赋。这是一种“以实物支付为基础的经济”（大庄园经济，“以公益性派捐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群体）。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符合这种纯粹类型，就只会存在实物形式的计算。
关于第二种类型，（b），那里倒是包含了交换，但作为自然经济，其中的交换只是物物交换，既不使用货币，也不以货币形式进行计算。或者是一种以实物进行交换的经济，但偶尔甚或典型地以货币形式进行计算，这是古代东方[10]的典型情形，并且随处可见。
就分析实物计算的目的而言，只有（a）项类型的情况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里要么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单元，要么是在理性组织起来的固定单元中产生公益性派捐，试图把现代技术用于全面“社会化”的经济中时，大概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形。
实物形式的计算实质上是以消费——满足需求——为取向的。当然，它也完全有可能类似于在实物计算基础上的营利。这可能表现为（a）无需借助于交换而在计算的基础上把可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系统地用于货物的生产和运输，按照这种计算而得到的需求满足状态，相比没有这些措施或者资源被用于其他方面时的状态，就可以判断出它是最有利的做法。或者（b）在物物交换经济中，可以通过交换——也许是在系统地反复以货易货中——来处置或者获取货物，尽管严格说来这并不使用货币。这种行动可能会系统地以确保货物供应为取向，与没有这些措施的状态相比，这被认为将会更充分地为单元的需求进行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同质的货物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就是说，才能明确地和完全不带主观评价地用数字进行比较。当然，也有可能建立一种实物工资制，其中包括各种典型的消费品（Konsum-Deputate），例如尤其是古代东方的实物薪金和俸禄（它们甚至会成为交换对象进入交易，类似于我们的公债）。对于非常同质的商品，比如尼罗河流域的谷物，要求就一定量的商品完全采用记账制进行储备和贸易，这在技术上当然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同班可币值（banco-currencies[11]）条件下的银条。〔19〕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用数字来表述一个生产过程的技术效率，从而与其他类型的技术过程进行比较；或者，如果最终产品是相同的，还可以比较不同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类型的相对需求；再者，如果生产资料是相同的，也可以对出自不同生产过程的不同产品进行比较。这样就常常有可能对一些重要的——尽管可能是局部的——问题的意义进行确凿的量化比较，虽然并不是总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一旦要对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它们的不同使用方法以及最终产品的不同质量进行比较，更大的计算难题也就接踵而至了。
诚然，任何资本主义经营都会不断遇到实物计算的问题。比如说，已知有一台特定类型的织机和一批特定质量的纱线，如果其他相关数据业已确定——诸如机器的功率、空气湿度、煤耗、润滑油消耗等等，那么这时需要弄清的问题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量是多少，从而单位时间内可以归到任何个别工人名下的总产量是多少。对于那些会产生典型的废品和次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即使没有任何货币核算，这也是可以测定出来的，并且事实上也就是这样测定的。同样，在特定情况下，即使不使用货币，根据这种经营活动的专业生产能力、建筑物和机器的折旧周期、由于损坏以及其他形式的浪费造成的典型损失，也可以算出它在正常情况下原材料的预计年消耗量。然而，在今天，根据不同种类原材料的用途以及处理这些原材料的不同方式来比较不同种类的生产过程，采用的办法则是根据货币成本去计算相比较而言的盈利。但是，对于实物核算来说，这方面就存在着一些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经营活动即使在没有面临这些难题时也倾向于使用货币术语进行资本计算，这一点乍看上去好像并无必要。但是，这决非偶然。例如，在折旧冲销时就要使用货币核算，因为这是保障未来商业生产力所需条件的措施，它把变化着的环境中最大限度的确定性和最高程度的灵活性结合了起来；而采取任何实物库存的储备手段或者其他实物准备，这种灵活性都可能受到无理性的严重阻碍。如果没有货币核算，那就很难看出怎么才能逐步建立起无法得到详细说明的“储备”。而且，一项经营始终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会不会无理性地运作，即会不会无利可图，如果会，原因何在？这意味着需要确定该项经营的哪些实际有形消耗（即资本核算意义上的“成本”）能够节省下来，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才能随时随地都更加理性地去消耗。事后的货币计算可以相对容易地确定这一点，即以货币计算去核算“成本”——这尤其还包括利息负担——与“收益”的关系。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完全以实物形式进行计算就会格外困难，事实上那只有在非常简单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到。可以相信，这不是个在技术上改进计算方法就能克服的问题，而是有一些根本性的限制，这使得用实物形式的计算进行真正准确的核算，从原则上说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的确，这一点很可能会受到质疑，尽管质疑的根据当然不会是出自泰勒制的论点，也不是因为采用一种不使用货币的分红制有可能提高效率。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才能发现这个组织在什么样的临界点上采取这些措施还能有利可图，因为到了那个临界点就会存在一些无理性因素。在寻找这样的临界点时，实物形式的核算就会碰到一些如果以货币计算进行事后计算就未必能碰到的困难。以实物核算作为经营的计算依据——这种类型也包括他主和他治的计划经济生产单元，在碰到追究责任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它的根本局限，在这样的系统中，根本不可能按照事后计算账面盈亏的简单方式去追究责任，而只能采取边际效用理论所给出的莫衷一是的形式。为了使理性利用生产资料成为可能，一个实物核算系统就不得不确定一些适用于具体资本货物的“价值”指标，使之能够在现代商业核算的账面估价中发挥“价格”作用。但是，如何才能确定这样的指标，尤其是怎么才能进行稽核，却根本不得而知，例如，它们应当随着每个生产单元（根据经济区位）而变化、还是根据“社会效用”——（现在和未来的）消费需求——为整个经济确定统一的指标？
有人认为，只要足够严肃地解决了非货币经济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或者发明一种适宜的核算方法。这种假设将会一无所获。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全面的“社会化”都是一个根本问题。只要在这个决定性的方面我们找不到办法系统阐明一种理性“计划”，那就不能谈论什么理性的“计划经济”。
如果从有效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观点去考虑把一种具备既定生产功能的经营活动放在此地或彼地是否理性的问题，那么实物核算的困难就会更加显著。如果我们从最理性地利用可以得到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这一角度出发，希望确定一个特定经济单元获得某些产品是通过与其他单元进行交换还是自己生产这些产品更合算，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确实，各行业选择区位的标准乃是一些“自然的”考虑，其最简单的数据也能用非货币术语表达出来。（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Part Ⅳ［英译本为《区位论》［The Theory of Location］，C.J.Friedrich trsl.，1929，Chicago］）。然而，根据特定区位的相应环境具体确定一个具有固定产能或不同产能的生产单元是否理性，要想用实物计算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进行非常粗糙的估计，除了在少数事例中可以根据某种自然特性——比如独一无二的原材料来源——给出解决办法。但是，以货币计算，尽管可能会出现种种未知因素，原则上却始终是一个确凿的解决办法。
最后还有一个单独的问题，即在特定条件下，当为满足这些需求预做准备同样可行时，对满足不同需求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归根结底，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涉及一个生产单元的每一个单项计算环节。在货币核算的条件下，它对一项营利性经营的盈利、从而对该项经营的生产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在仅仅以实物计算的地方，原则上只有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之一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遵循传统，要么通过一种任意专横的调整，这种调整不管所持的依据何在，都要规定一种消费模式并强迫人们服从。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会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生产要素和不同的行政决策对一个经济单元的总产出分别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像如今以货币形式计算盈利性那样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大规模生产为大规模需求做准备的过程已是当代的典型情形，在这种过程中，实物计算会遇到最大的困难。(https://www.daowen.com)
1.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博士论及近些年来“社会化”趋势的众多著述〔20〕，以特别透彻的方式提出了实物核算的问题。这在任何关于全面社会化的讨论中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它可能会导致有效价格的消失。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找到理性的解决办法，只是有助于指出实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必定会付出某些“成本”，其中也包括经济成本，但却没有触及这类方案的正当理由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并不是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基于一些伦理假设或者其他形式的绝对价值，对这些东西进行“反驳”并不是任何科学的分内之事。然而，从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理应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只有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特定地域之内的特定人口密度。如果确实能够做到这一步，那么维持一个有效价格体系的必要性，就会给社会化的可能程度施加一种限制。不过此处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可以看出，正是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加以区别——如果还存在这种区别的话。
2.当然，以下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是对单个经营还是一批经营乃至所有经营来说，即使有了用货币计算体现出的最完备的物流统计信息，单纯的货币核算也根本无法告诉我们究竟做出什么样的实际准备——提供什么样的实际消费品——才能满足一个特定群体的需求。此外，人们常常谈论的以货币计算去估计“国民财富”，也只有在服务于财政目的时，就是说，用于确定应征税财富时，才会受到严肃对待。当然，这一责难并不在任何类似的程度上适用于货币术语的收益统计——假如货物的货币价格为众所周知的话。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没有可能按照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去核查实际福利。而且，事实上，正如西斯蒙第和松巴特〔21〕以罗马平原（campagna）的粗放农业为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的那样，那个大平原上出现了使所有参与者都心满意足的赢利性，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赢利性与充分利用可以得到的生产资源为特定人口提供消费品供应却毫无关系。占用的方式，特别是土地占用的方式（应当承认，弗兰兹·奥本海默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22〕导致了一种专以各种实物收取租金和获得收益的制度，因而充分利用生产资源的技术手段之发展便受到了永久性的严重阻滞。不过，这种技术问题还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质所在。特别是，为了获利而对生产施加的限制在中世纪经济中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现代劳工运动谋取权力地位的努力可能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对此人们已经有了大量讨论。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现象也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之中。
货币流量统计（或估计）的存在，并不像某些作者常常认为的那样阻碍了实物数量统计的发展。事实就是如此，不管我们用合乎理想标准的统计进行衡量时会发现后者有多少缺陷。经济统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概都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数量进行统计的。
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几乎都在全神贯注地批判经济行动的赢利性取向对实物供应的影响。总的来说，所谓“论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全部工作都是完全着眼于此的。不过，他们用做判断标准的是以社会福利为取向的社会改革模式，这与无货币经济相比就意味着，不论现在或者任何时候，在处于大规模生产阶段的经济中，达到这个标准的惟一可能的办法，是有效价格的继续存在，而不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点看做是一个折中办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荒谬态度。事实上，非货币经济的问题，特别是以实物计算的理性行动的可能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他们关注的绝大多数都是历史问题，而不是现实。但是这次世界大战，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一样，以战时经济和战后调节的方式把这些问题推上了显著地位。的确，奥托·诺伊拉特的功绩之一，就是最早、而且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这些问题，不管他的分析在原则上和细节上有多少为人诟病之处。“同行”们很少注意到他的工作，这并不奇怪，因为到现在为止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些激励性的启示，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它们很难成为深入分析的基础。在他截止到最近公开发表的看法中，这个问题才刚刚提出。
3.把战时经济的结果和方法用做依据来评论各种形态经济组织的实质合理性，只有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才能这样做。在战争期间，整个经济都要以原则上是单一的明确目标为取向，而且当局的地位可以使它采取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可容忍的方式运用权力，除非那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臣民都是该国家的“奴隶”。此外，战时经济总是带着一种“濒临破产”的固有态势：直接目标的极端紧迫性几乎会压倒对战后经济的一切考虑。只有在管理层那里才会存在计算的精确性，但是对消耗——特别是不会立即受到枯竭威胁的劳动力和所有物资的消耗——的经济限制却只能是极为粗陋的。因此，计算主要是具有一种技术特性，尽管这不是惟一的特性。如果它具有真正的经济特性，就是说，不光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重视可供选择的目的，那么从精确的货币计算角度来看，那也只是限于根据边际效用原则在相对原始的水平上进行计算。从类型上说，它属于一种预算式计算，并不意味着能够保证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既定配置具有长期合理性。因此，无论声称战时经济与战后调节的经验对于分析各种可能的经济形态变化多么富有启示，如果从实物核算的类型得出结论认为，它也能长期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这就失之轻率了。
可以坦率地承认：（1）对于那些没有市场价格的生产资料，在货币核算中也必然会作出随意的假定，这在农业核算中尤其常见；（2）在综合经营的不同分支之间分摊间接成本时，也存在着差不多类似的情形；（3）卡特尔协定的形成会直接削弱根据资本核算进行精确计算的动力，不管这种协定与市场行情有关的依据多么理性，因为在缺少对计算的强制性客观需要的情况下，计算就会减少。然而，如果以实物形式进行计算，就可能普遍出现第（1）项所说的那种行情，而任何精确分摊间接成本的做法都将变得不可能（这在今天已经由货币计算实现了，不管它有多么粗略），最后，任何进行精确计算的动力都将消磨殆尽，从而不得不创造某种新的人工手段，而它的有效性将会令人生疑。
有人认为，私人经济部门的庞大职员班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计算有关，应当把它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统计局，发挥用实物进行统计核算的职能，以取代现行制度下货币形式的商业核算。这种念头不仅没有考虑到“统计”与“商业核算”背后具有根本差异的动机，而且没有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功能。这种差异正如官僚和经营者的不同一样。
4.实物计算和货币计算都是理性的技术。然而，它们绝没有详尽无遗地涉及全部的经济行动。有些行动类型尽管也是以经济考虑为取向，但却并不知道进行计算。经济行动可能会以传统为取向，或者受到情绪因素的决定。人类觅食的行为就是经济行动中比较原始的一面，这与动物觅食非常近似，但后者却是受本能支配的。具有经济取向的行动如果受到一种宗教信仰、好战激情或者个人忠诚以及类似取向的支配，很可能就只会进行非常低水平的理性计算，尽管在动机上是完全自觉的。“兄弟之间”是排斥讨价还价的，不管他们是血缘上的兄弟还是一个行会或者一个宗教群体内的兄弟。家庭成员、亲密同伴或者门徒之间通常不会进行这样的计算，最多在必要时诉诸比较粗略的分配，这是计算的朴素开端。第二部分第四章将会讨论计算逐渐渗透到早期形态的家庭共产主义的过程。货币在任何地方都是计算的传播者。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实物计算的技术水平始终就低于解决它的固有难题所必需的水平；因此，在这方面，奥托·诺伊拉特显然是正确的。
在本书排印期间，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些问题的论文。见他的“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Gemeinwesen”，载《社会科学文献》第47卷（19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