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a、传统型支配与经济
传统型支配对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通常都是表现为普遍地强化传统态度。这在老人统治的支配和纯家长制的支配下最为显著，它们不可能利用一个行政班子去反对群体成员，因而它们的正当性要大大依赖于面面俱到地维护传统。
Ⅰ 除此以外，为传统的支配结构筹措资金的典型模式也会影响经济活动（参见第二章，三十八）。在这方面，家产制可能会采取各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不过以下诸端尤为重要：
A.一个由统治者维持的大庄园（oikos），那里的需求是在公益性派捐基础上全部或主要以实物形式（以税赋和强制劳务的形式）予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关系往往会受到传统的严格约束。市场的发展会受到阻滞，货币的使用主要是消费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毫无可能。
B.供给社会特权群体的需求也有非常近似的影响，尽管程度上未必相同，但在这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每个经济单元的财产权和生产能力，而是统治者的需求，因而市场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C.此外，家产制可能会诉诸垄断手段去满足需求，部分是依靠营利性经营，部分是依靠征收税费。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有关的垄断类型的不同，市场的发展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无理性因素的严重制约。重要的营利机会掌握在统治者及其行政班子手中。因此，如果统治者坚持亲自行政，资本主义就会受到直接阻滞；如果是实行包税制、出租或出售官职、以资本主义方式供给军队和行政（见第二章，三十一），则会转化为政治资本主义。
家产制下的财政、尤其是苏丹制下的财政，即使以货币形式运行，往往也会产生无理性的结果，其原因如下：
1）加诸直接税税源上的义务，在规模和方式上往往受传统的约束，但同时，在规定a）税费和b）新增义务时，以及c）在垄断组织方面，却是完全自由的、因而也是随意的。这种随意性因素至少是被主张为一种权利。从历史上看，它在a）项情况下最为有效，因为主宰者及其班子必定会被要求提供“庇护”；在b）项情况下则会效力大减，在c）项情况下则强弱不一。
2）经济活动理性化的两个基础完全阙如，就是说，各项义务以及允许私人经营获得的自由度，缺乏具有可计算性的依据。
D.然而，在个别情况下，家产制的财政政策可能会由于对税源的系统计算以及理性地组织垄断而产生理性化的影响。不过这只是“偶然”现象，并且要取决于在西方存在过的某些特殊历史环境。
如果存在着等级式的权力划分，财政政策往往就是一种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使各项负担变得相对来说可以预计了，并且消除——至少是限制——了统治者强加新增负担、至关重要的是实行垄断的权力。至于由此产生的财政政策会促进还是限制理性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统治集团的类型，首先取决于它是一个封建阶层还是贵族阶层。由于封建化统治权的结构通常都是家产制的，因而封建阶层的支配往往对获利活动的自由以及市场的发展设置严苛的限制，甚至处心积虑地压制它们以保护封建阶层的权力。而［城市］贵族阶层占据统治地位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1.以上所述对于目前的讨论来说已经足够了。在不同的场合肯定还要一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2.Ⅰ A的范例：古埃及和印度的大庄园；Ⅰ B的范例：古希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晚期的罗马帝国，中国，印度，某种程度上还有俄国和伊斯兰国家，Ⅰ C的范例：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拜占庭帝国，以及表现为不同方式的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英国；Ⅰ D的范例：“开明专制”时期，特别是科尔贝尔（Colbert）政策时期的西方各个家产制国家。
Ⅱ 绝大多数家产制统治都倾向于限制理性经济活动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财政政策上，而且还是它们行政实践的普遍特征——这一点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传统主义会以形式理性的调整方式设置严重障碍，可以相信，就其经济上的影响和可利用性而言，这些调整方式将始终是稳定的、因而是可以计算的。(https://www.daowen.com)
b）典型地缺少形式上具有技术素养的官员班子。
（正如即将指出的那样，这种官员班子在西方家产制国家的发展完全是由于一些独一无二的条件。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来源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家产制结构。）
c）统治者及其行政班子的实际任意性和纯粹个人冲动的表现范围相当广泛。寻机行贿和受贿仅仅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收费制度造成的混乱问题而已，这只是其中最不严重的后果——如果它能保持一个稳定的数量限度的话，那么它在实际上就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它往往会随着官员个人的变动而变动，因而又是高度不确定的。如果官职是被租来的，那么任职者直接关心的就是使用任何可用的敲诈勒索手段——不论多么无理性——捞回他已经投入的本钱。
d）家长制和家产制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倾向，就是从功利主义、福利和绝对的价值观角度调整经济活动。这种倾向源自正当性要求的特性以及使臣民得到满足的关切。它会压制以技术上的合法秩序为取向的形式合理性类型。这种影响力类型在僧侣政治的家产制下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纯粹的苏丹制下，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财政的随意性。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在家产制统治的支配下，只有某些类型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得到发展：
a）资本主义贸易，
b）资本主义的包税制以及官职的租售，
c）以资本主义方式供给国家必需品和战争筹款，
d）某些情况下的资本主义种植园和其他殖民地经营。
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家产制统治所固有的，而且往往会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然而，营利性经营的类型就并非如此，它们会进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会对自由劳动力进行理性的组织，并以私人消费者的市场购买力为取向。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对司法、行政和税收中的任何无理性因素都十分敏感，因为这些因素会打乱可计算性的基础。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出现根本不同的局面：家产制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权力和财政供给利益而依赖具有专业技术素养的官员，发展出一个理性行政体系。为此而必不可少的是：1）技术素养应当是有效的；2）必须具备足够有力的刺激以着手实施这样的政策——使同一文化区域内的若干家产制权力之间进行通常都是激烈的竞争；3）还有一个特殊因素也必不可少，即城市公社作为财政支柱而参与家产制单元间的竞争。
1.现代的、尤其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形态，其重大先兆均可见于有组织的欧洲城市公社之中，它们都是特定的相对理性的行政类型。其最初的发展是从16到18世纪在荷兰和英国的阶级结构与政治组织（ständischen politischen Verbände）框架内出现的，它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民阶层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权力，并且它们的经济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大陆的纯家产制国家或者主要是封建制的国家（feudalständisch），出于财政和功利目的仿而效之，但它们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垄断性工业体系一样，并没有汇入后来自治性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主流，尽管一些特殊的农业与工业政策措施——正是因为它们以英国、荷兰以及后来的法国模式为取向——在为这项迟到的发展创造实质条件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还将进一步加以讨论。
2.在某些领域，中世纪的家产制国家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形式理性的行政班子类型，其中特别包括那些具有民法和教会法专业素养的成员，他们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与地区政治机构的相应的行政班子。关于这项发展的渊源及其重大意义，必须放在后面进行更充分的探讨，目前只能做出以上这样的泛泛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