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a、身份荣誉和权威的正当化
要使超凡魅力转化为一种日常现象，势必就要改变它的反经济性质。它必须采用某种财政组织的形式以供给群体的需求，从而为增加税赋收入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当超凡魅力运动沿着食禄供给的方向发展时，“俗人”就会变得不同于“僧侣”——源出κλ
ρος，意思是一“份儿”——，就是说，成为超凡魅力行政班子的成员，而这个班子如今已经变得程式化了。这些就是发展中“教会”的牧师。相应的，在一个发展中的政治实体——“国家”——中，如果是在理性的情况下，封臣、食禄者、官员或者被任命的政党官员（取代那些志愿的党务人员和官员）也就不同于“纳税人”。
这个过程在佛教和印度教各教派中非常显著——见后面“宗教社会学”。所有形成了理性的恒定结构的征服国同样如此。各个政党以及其他最初的超凡魅力结构，后来也都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在程式化过程中，实行超凡魅力统治的组织大都会转化为日常的权威之一，即家产制形式，尤其是它的等级式或官僚制变体。它最初的特性往往会保留在因遗传或任职而获得的超凡魅力身份荣誉中。这适用于一切参与占用者，即首脑及其班子成员。因此，这是一个因参与统治群体而享有的声望类型问题。一个享有“神授权利”的世袭君主并不单纯是个家产制首脑、家长或酋长；一个封臣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家族扈从或家政官员。后面分析身份群体时将会对此详细讨论。
一般来说，程式化并不会消除冲突。在初期阶段，获得首脑超凡魅力这样的个人要求不会被轻易忽略，而官职或遗传身份的超凡魅力同个人超凡魅力的冲突，在许多历史环境中都是一种典型过程。
1.赦免权——即豁免死罪的权力——最初仅仅掌握在殉道者或苦行者手中，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了主教或神职人员的官职权力。这一过程在东方远比西方缓慢得多，因为后者受到了罗马官职观的影响。一位超凡魅力领袖直接针对世袭超凡魅力权力或者官职权力发动革命，这在从国家到工会的所有组织类型中都能看得到（工会的革命在现时代［1918—1920］尤为突出）。货币经济中的不同经济单元之间相互依存度越高，超凡魅力运动追随者的日常需求压力就会变得越大。其结果则是强化了到处都在发展中的程式化趋势，而且一般都会迅速取胜。超凡魅力在初期阶段都是典型的先知运动或者扩张性政治运动的现象。不过一旦支配得以充分稳固，至关重要的是确立了对大规模民众的控制，它就会让位于日常的程式化力量。
2.隐含在所有超凡魅力程式化过程背后的决定性动机之一，毫无疑问就是追求安全感。这意味着权威地位和社会特权的正当化，同时也是领袖的追随者与支持者享有的经济优势的正当化。然而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使秩序和班子组织适应规范的日常行政需要和条件，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尤其是在这方面，到一定时候总会确立一些行政实践和司法裁决的传统，这是规范的行政班子以及服从其权威的人们所需要的。此外，也必定会在行政班子内部引进某种明确的秩序。最后，行政班子及其行政实践必然会适应日常的经济条件——后面还会详细讨论这一点。长期的程式化行政不可能像纯粹类型的军事或先知超凡魅力那样依靠“掳掠”、捐助、馈赠和献礼来支付其成本。
3.因此，程式化过程决不会只是个继承问题，而且也不可能止步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反，最根本的问题乃是超凡魅力行政班子以及相应的行政原则向适应日常环境的班子和原则过渡。不过继承问题是个关键，因为这个系统的超凡魅力核心由此就会走向程式化。领袖本身及其正当性要求的特性将随之而改变。这一过程涉及一些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理解的独特观念，它们并不适用于向传统的或者合法的秩序模式或行政组织类型过渡的问题。解决继承问题的最重要模式就是超凡魅力式的指定继承人和遗传超凡魅力。
4.一如前述，罗马是由超凡魅力领袖指定继承人的最重要的历史范例。对于王者（rex）来说，这种安排是由传统给予保证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对独裁官、摄政王和帝位继承人的任命。所有被授予帝权的高级司法行政官的任命方式无不清楚地表明，他们也是由得到民军（citizen army）承认的军事统帅指定的。候选人要由在职的司法行政官进行考察，而且其候选人资格最初显然可以被随意取消，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项发展的性质。(https://www.daowen.com)
5.主教、特别是教皇的遴选是由神职人员指定并得到俗人共同体的承认，从这种独特制度中可以看到领袖的超凡魅力追随者指定继承人的最重要范例。乌尔里希·施图兹（U.Stutz）的研究是可信的：日耳曼国王的遴选方式就是效法于此。〔11〕他要由具备资格的诸侯群体指定，并要得到配备武装的“人民”的承认。这种安排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
6.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是遗传超凡魅力发展的典型情形。任何从业的资格、尤其是占据权威和权力职位的资格，都被认为要严格遵循超凡魅力的继承规则。有资格获得封地——这意味着获得治理权——的仅限于王族的成员，封地的授予权则归于该群体的最年长者。担任所有类型的宗教职务，包括极为重要、极有影响力的古鲁[15]——精神导师（directeur de l'âme）——职位，都被认为必须具有遗传超凡魅力品质。所有与传统顾客间的关系以及乡村组织中的所有职位也都同样如此，包括僧侣、理发师、洗衣工、守夜人等等。一个教派的建立始终意味着一种世袭僧侣政治得到了发展，比如中国的道教就是如此。按照中国模式引入家产官员制之前的日本“封建”国家也是如此，于是就导致了食禄制和一种新的封建化，社会组织则纯粹建立在遗传超凡魅力基础之上。
这种凭借遗传超凡魅力获得权威职位的权利，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形式的发展。以个人成就取得资格被代之以靠血统取得资格。这在各地都成了世袭贵族统治的发展基础，在罗马的贵族、塔西陀描述的日耳曼王族（stirps regia）概念、中世纪的骑士与修道院规则、甚至美国新贵族追溯家世谱系的活动中，都能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凡是已经稳固形成了世袭身份群体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一现象。
与经济的关系：超凡魅力的程式化过程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都是为了适应经济条件，因为这在日常生活中乃是主要的持续运转的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经济条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不光是构成一种从属性的变数。向遗传超凡魅力或官职超凡魅力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用做一种手段，以使现有的或新获得的控制经济货物的权力正当化。毫无疑问，决非无足轻重的忠诚观念，尤其是对世袭君主的效忠，都会受到这一考虑的强烈影响：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王位遗传继承的神圣性，那么所有因继承而正当获得的财产就会统统受到威胁。因此，世袭君主制更适于有产阶层而不适于无产者，这决非偶然。
同时，就各种可能的适应模式与经济秩序的关系而言，这一点也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此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泛泛之论。这一点应当留待后面作出更详尽的论述。遗传超凡魅力基础上的食禄制、封建制的发展以及对各种优势的占用，如果像在初期的家产制或官僚制阶段那样从超凡魅力的起点上发展而来，那么它们全都会对经济秩序产生同样的定型作用。从经济方面来说，超凡魅力的革命性影响通常也是非常巨大的，至关重要的是它往往还具有破坏性，因为那就意味着要出现新的取向模式。不过程式化会导致恰恰相反的方向。
超凡魅力革命的经济问题将会给予专门讨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