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层的政治衰微和知识分子的遁世倾向

如果社会特权群体当中完全不存在军事特性，而且丧失了有可能具备的政治能动性或者对此没有兴趣，通常这就是在他们当中发展出强有力的救赎宗教的绝佳机会。随后，如果统治阶层——不管是贵族还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输给了一个官僚—军事一体化的国家，这时一般就会出现救赎宗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统治阶层退出政治参与，也有利于救赎宗教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统治阶层会把他们知识训练的终极思想结果与心理结果看得远远重于对外部世俗事务的实际参与。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在此刻才会出现救赎宗教。相反，有时没有这种前提条件也可能出现上述思想观念，那可能是不抱偏见地思考动态的政治或社会变革的结果。不过，那样的思考状态往往是一种隐秘的存在，通常只有在知识分子经历了非政治化之后才会成为主流现象。

儒教是一个强权式官员系统的伦理规范，它反对一切救赎的学说。另一方面，耆那教和佛教则与入世的儒教根本对立，明确表达了一种理性主义态度，即彻底反政治的和平主义拒世态度。不过，印度这两种宗教有时会信众大增，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些能够削弱政治关切的时事所致。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印度小王公们统治的小国家林林总总，面对正在印度全境稳步推进的婆罗门教那种令人难忘的统一体，它们丧失了任何政治动力，这本身就足以吸引贵族当中受过知识熏陶的那些群体到政治以外去满足自己的关切。因此，婆罗门按照经文的要求抛弃尘世（作为林中隐士（vanaprastha）[80]他要在老年时放弃自己那份遗产），加之民间对他的崇拜，结果就是非婆罗门苦行者（沙门）的成长。当然，实际的发展也有可能朝着其他方向走去，以至于向“见到了儿子的儿子”的婆罗门建议抛弃尘世，就会成为一个新现象，一种对他人的效仿。总之，作为禁欲主义超凡魅力的拥有者，沙门所受到的普遍尊重很快就超过了官方的祭司。这种隐修式的去政治态度在很早以前就盛行于印度贵族之中，而去政治的哲学救赎学说则出现得晚之又晚了。

关于近东的救赎宗教，无论是传播神秘教义类型的还是先知类型的救赎宗教，同时，关于东方和希腊的救赎学说，无论世俗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是更接近宗教类型的还是更接近哲学类型的救赎学说，只要它们包括了社会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毫无例外都是受教育阶层被迫或自愿放弃政治影响、放弃政治参与的结果。巴比伦王国转向救赎宗教时，曾与来自王国之外的一些因素交叉在一起，首先遇到的就是曼达派[81]。近东的知识分子宗教发生这种转变，最初都是通过参与密特拉礼拜和其他救世主的礼拜，然后是参与诺斯替教和摩尼教的礼拜，最后是受教育阶层的一切政治兴趣都荡然无存，这种转变也就完成了。在古希腊，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教派出现之前，知识阶层当中就一直存在着救赎宗教，而这个阶层并非拥有决定性政治权力的支配群体。在古希腊晚期和罗马时代，世俗精英最终脱离了政治参与，而与此同时，哲学的救赎学说和救赎礼拜的传播在这些群体中也获得了成功。实际上，我们当代的德国知识分子唠叨不休的“宗教”关切，也是与他们的政治失意所导致的政治冷漠分不开的。

特权阶级中出现的救赎渴望，一般来说都会突出地倾向于一种“彻悟”的神秘主义，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救赎的特殊知识条件。后面将会分析这种神秘主义。它会有力地贬抑某些与生俱来的感官和肉体需求，按照他们的心理经验，这些需求会诱惑他们偏离这种特殊的救赎之道。对性行为的作用夸大其词并过分求雅，同时又压抑正常的性行为而代之以精神发泄，这是由那些可谓之“纯知识分子”的人士的生活模式所决定的，而这些对性行为的夸张和压抑偶尔也在发挥某种作用，对此现代心理病理学尚未总结出普遍适用的规律。这些现象能够使人强烈联想到——特别是诺斯替神秘主义教派的——某些现象，那里显然是在用尽可能高雅的手淫代替农民式的狂欢。这是一个使宗教变得无理性的过程，与它的纯心理前提相交错的则是理智主义天然的理性需求——把世界看做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印度的“羯磨”说（下面就要详谈）及其佛教的变体，据认为出自贵族知识分子群体的古希伯来人的《约伯记》，以及埃及文献、诺斯替教的思辨和摩尼教二元论中的类似成分，都是其中的典型产物。(https://www.daowen.com)

一旦某种救赎学说和具有理智主义渊源的伦理成为一种大众宗教，那么，适应受过知识训练的群体之需，就会出现一种秘传教义或者贵族身份伦理。然而同时，该宗教也会被改造成一种民间巫术救星的教义，以满足非知识分子大众的需求。因此，在中国，既有对救赎毫无兴趣的官僚系统的儒教身份伦理，也有与之并存的道教巫术和佛教的圣仪恩宠——它们以僵化的形式保留在民间的信仰中，尽管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对此不屑一顾。同样，与佛教僧侣群体的救赎伦理并存的，还有俗众的巫术与偶像崇拜，以及印度教中长存不衰的禁忌性巫术和救世主信仰的新发展。在诺斯替教及其相关的礼拜中，理智主义宗教则采取了传授神秘教义的形式，同时还伴有一套被神圣化了的等级制度，没有彻悟者不得跻身其中。

知识分子追索的救赎总是基于内心的需求，因此，与寻求解除外在痛苦的救赎相比，就更加远离生活，同时也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而渴望从外在痛苦中得到救赎则是无特权阶层的特征。这样的知识分子会力求以各种方式在无穷尽的决疑中使他的生命具有一种普遍意义，从而与自身、与他的同类乃至与整个宇宙达成统一。这就是把“世界”看做一个“意义”问题的知识分子。由于理智主义压制巫术信仰，这个世界的过程就被消除了魔力（除魔），于是这些过程便丧失了巫术意义，因而仅仅“是”和“碰巧是”它们自身，不再另有意味。结果，这个世界和整个生活模式便越来越需要服从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秩序。

这种对意义性的要求同这个世界及其各种制度的经验现实的冲突、同安排经验世界中的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的冲突，便导致了知识分子的遁世特征。这可能是逃入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或者采取一种比较现代的方式，比如像卢梭那样逃入一种未受人类制度破坏的自然状态。要么，也许会表现为一种遁世的浪漫主义，比如像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那样逃入不受社会常规束缚的“人民”中去；也许会表现为更多的冥想或者更积极的禁欲主义；也许主要是寻求个人救赎，或者沿着更合乎道德要求的方向寻求集体革命以改造世界。所有这些学说同样都能被去政治化的理智主义引为知音，并且可能会表现为宗教性的救赎学说，正如有时它们实际表现的那样。理智主义宗教特有的遁世性质，其根源之一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