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a、补论：《国家货币理论》评注
克纳普卓有成效地证明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努力采用金本位或者尽可能接近于此的其他本位的国家本身，以及受国家指导的代理机构，最近的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就是它们的通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英国通货的兑换价值，其目标是与英国金本位保持一定的兑换平价，因为这个世界最大工商业地区的货币已被普遍用做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为此，德国首先停止了银币的流通，然后是法国、瑞士和其他拉丁同盟国家、荷兰、最后是印度不再把银币用做市场货币，并使之成为限定货币。此外，它们还间接采取了黄金材质汇率措施，为对外支付黄金预做准备。奥地利与俄国也亦步亦趋，因为它们的债务解除行政当局（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采取了间接的黄金材质汇率，目的是至少能够随时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因此，它们最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外汇汇率保持最大可能的稳定。克纳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就特定铸币金属和材质汇率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惟一因素就是外汇汇率。他断言，纸币管理机构（比如奥俄两国）的间接材质汇率措施，能够与直接材质汇率措施一样卓有成效地服务于保持外汇汇率稳定这一目标。当然，对于使用同一金属货币、彻底实行材质汇率的地区来讲，如果其他条件相同（ceteris paribus）的话，那么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的主张就不能成立。因为，只要坚持同一金属材质汇率铸币的两个地区不对该铸币金属的输出实行禁运——不管它们是金本位还是银本位国家，双方存在同一材质汇率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维持兑换平价。当然，在正常条件下，克纳普的结论还是相当正确的。但它并不能证明，在选择铸币材料时这一点是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考虑，而至关重要的是，今天的铸币材料只能在一种金属——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白银——和纸钞之间进行选择。（涉及复本位制和限定货币的特殊环境已如前述，此处不赘）。
这样的主张可能会暗示，纸货币本位和金属货币本位在其他方面也会以同样方式发挥作用。但即使从形式观点来看，其间也有着重大差异。纸币当然是行政货币的一种形式，金属货币也许同样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纸币不可能“自由铸造”。贬值的纸币（例如指券）与可能会由于将来被废止、最后仅仅用做工业原料而现在就开始贬值的银币，其间的差异决非微不足道。当然，克纳普间或也确实承认这一点。纸和贵金属一样始终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直到今天（1920年）仍然如此。但是，就增加产量的客观可能性以及满足潜在需求的生产成本而言，纸和贵金属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因为金属的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矿藏的存在。这一差异恰好说明，一个债务解除行政当局在战前为什么能够处在随心所欲无限量生产纸币的地位上。即使与中国的铜币相比，这也是一个重大差异，和银币的差异当然就更大，和金币的差异尤其大。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则微不足道。此外，纸钞的面值可以任意确定，而且与纸的用量毫无特殊关系。如果是金属货币，只有在被用做“代”币时，最后这一点才能办得到；因此，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意义上说，都没有任何可比性。铸币金属当然不同，它们可以得到的数量的确是有一定弹性，但是与纸的可产出量相比，所受到的限制无疑是非常苛刻的。这一事实为货币政策的任意性规定了限度。当然，如果债务解除行政当局的惟一取向就是最大可能地保持外汇汇率的稳定，那就确实易于对货币的设定形成非常明确而规范的限制，尽管不存在技术上的限制。可能这正是克纳普想要给出的答案；如果是，那么他就是正确的——虽然只是从形式角度而言。完全“独立”的纸币又是什么情况呢？克纳普也许会说，并无二致，比如奥地利与俄国，连铸币金属短缺而受到的“惟一”的纯技术限制也不存在。问题是，这个不存在是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差异吗？克纳普未置一词。他可能会说，一种货币的“死亡尚无药可救”。如果忽略不计目前（1920年）造纸生产受到的完全反常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某些因素始终并将继续会导致纸币的无限量发行。从根本上说，因为既存在着政治当局中的利益集团，他们——克纳普也认为——对货币政策负有最终的责任，同时也存在着某些私人利益集团。他们主要考虑的未必是保持外汇汇率的稳定，事实上，他们的利益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这些利益集团可以从政治与货币管理机构内部、或者通过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克纳普力避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只是把它叫做不“可取”的货币发行，因为它并不以国际汇率为取向。
从根本上说，诉诸通货膨胀有着财政上的诱惑力。由于通货膨胀，就最重要的国内商品和财产权对象而言，德国马克平均贬值到了原来的1/20，如果利润和工资向这个价格水平看齐的话，那就意味着——这里可以假设——所有的国内商品和劳务价格在名义上都会比过去上涨20倍。这还意味着，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人们来说，战争债务将会缩减到原来水平的1/20。由于名义货币收入的增长，国家的税收收入则会大幅度提高，至少能够从这个资源中得享重大助益。这的确是个诱人的前景。显然，有人将不得不蒙受损失，但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两种类型之一的私人个人：经营者与工资收入者。甚至还有更加诱人的前景：可以随意炮制货币单位去偿还过去的外债，其成本却微不足道。这除了有可能遭到政治干预以外，当然还有这样的反对意见——用这种政策对待外债将会危及未来的贷款。但是，国家更加关心的往往是现在，而不是多少还比较遥远的未来。此外，经营者们也只是乐于看到他们的产品价格由于通货膨胀而上涨了20倍，假如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仅仅”增长了5倍或者10倍的话——如果他们缺少讨价还价之力、不明就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一般来说，制定经济政策的专家们都会断然拒绝出于这种动机而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它与克纳普以货币政策为取向的形式不可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有意但非常缓慢地增大流通手段的规模，往往作为一种刺激投机态度的手段而被看好，有时中央银行就会这样做，办法是为信贷扩张提供便利。提供一个能够获得更大利润的前景，被认为可以刺激进取精神，并由此鼓励闲置资金向营利性经营、而不是向固定利息的证券投资，以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比较保守的政策对于稳定汇率会产生什么影响？其直接影响——刺激进取精神的结果——大概就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收支，至少是遏制了国内通货的外汇地位的下降。当然，这一点会多么经常地发挥作用以及会产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也不拟讨论国家对货币的需求引起的通货总量温和增长是否具有类似的影响。这种通货存量的扩张相对来说并无损于外汇地位，其扩张成本将会由在剧烈通胀中很容易被“没收财产”的同一群体逐步承担，这些群体包括所有那些维持同样名义收入的人，持有不变面值证券的人、尤其是债券的固定利息收入者，以及只有通过激烈斗争才有可能提高“固定”工资的工资收入者。因此，不能这样解释克纳普，认为只有把稳定外汇作为纸币管理的准则才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他并无这样的主张。而且他还认为，如果相信这一点从经验上说极有可能成为惟一的准则，这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不可否认，它实际上可能会成为克纳普所说的完全理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债务解除政策准则，就是说，它会尽最大可能阻止价格比由于货币政策而受到干扰（克纳普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是决不能认为——克纳普也不认为，这种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仅仅限于外汇汇率的稳定问题。
这里是把通货膨胀看做价格革命或者至少是价格水平缓慢上涨的根源的，并且指出，促使价格水平发生如此变化的要求，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毫无疑问，一场能够导致价格革命的通货膨胀，将会无可避免地打破外汇的稳定性，尽管流通媒介的逐步增加未必会造成这一结果。克纳普大概也会承认这一点。不言而喻，他有理由认为，他的理论并不涉及关于商品价格的货币政策，不管那是革命性的、渐进式的还是保守的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出于下列形式上的原因：
两个或者更多国家货币本位之间的汇价关系，每天都会体现在通货市场价格的一个小数目中，它在形式上是明确而统一的，可以被用做理性债务解除政策的一个向导。还有可能，一个债务解除当局——特别是关注流通手段的当局——会根据未来一定时期与市场比价相联系的既定人口规模，对所需要的、只是用于支付目的的特定支付手段存量可能出现的浮动作出估计（但仅仅是根据定期观察到的先前的市场需求状况作出的估计）——假如有关条件大体上接近于保持不变的话。但要在同一意义上对那个未来一定时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的价格将会受到什么影响进行量化估计，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那是革命性的、渐进式的还是下降的价格。就通货膨胀（这里仅限于关注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另外一些事实：（1）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2）与此相关，从事经济活动的不同个人对现行政策的推论；（3）通货膨胀的运行路线，即谁是新发货币的最初接受者、谁是它的后来接受者。这需要了解名义收入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后果，以及这后果会达到什么程度；（4）对货物的新增需求将以什么方式被用于消费、用于增加财产投资或者用作新增资本。这可能具有重要的数量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质量意义；（5）随后的价格变化方向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变化方向，更进一步则是无数相伴而生的购买力再分配现象，还有（可能会）受到刺激的货物生产的增长规模。所有这些信息都要完全依赖于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的个人所作出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反过来又会对其他个人的价格期望值产生影响；只有随后的利益斗争才能决定未来的实际价格。在这种形势下，显然根本无法以这样的预测方式作出预言：额外发行10亿货币单位可能就会使生铁价格上涨到“X”，或者使谷物价格上涨到“Y”。这种期望甚至会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渺茫：虽然有可能对国内商品临时进行有效的价格调整，但也只能限定最高而不是最低价格，而且这种限价措施的效力肯定也是有限的。不过，即使能够完成计算具体价格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对来说也几乎没什么用处。这只能用来确定作为支付手段所需要的货币总量，但除此以外，对货币更大规模的需求是以获得资本货物的手段——信贷——的形式出现的。这样，建议采取通货膨胀措施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就成了根本无法准确预料的事情。因此，如果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运用通货膨胀的价格政策，有可能使之成为可与保持外汇稳定相媲美的审慎而理性的政策，那么克纳普对此给予了断然否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历史上也的确存在过这样的政策。毫无疑问，在货币经济雏形时期并且条件非常原始的时，中国的铜币曾经反复尝试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尽管总是以惨败告终。美国也曾建议实行通货膨胀。然而，克纳普想做的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忠告：国家在采用独立纸币时理应谨慎行事——因为他的著作只是在他所说的可以证明的假设基础上谋篇的。由于他完全以稳定汇率这一准则为取向，所以他的忠告就显得相当明确；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和外汇降价往往密切相关，但两者并非同一回事，而且远非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外汇形势所致。包括银币自由铸造（free silver）运动期间美国的白银生产商和要求使用“绿背纸币”（“greenbacks”）的农场主在内，都曾为了价格政策的原因而强烈表示支持一种采用通胀货币的制度，而且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克纳普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但也没有否认。不过也许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做法从来没有获得过长期的成效。(https://www.daowen.com)
但是，问题决非如此简单。无论是否有意提高价格水平，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都会不时地发生，即使在远东也会看到像指券（assignats）[22]那种绝非鲜为人知的灾难，更何况欧洲。这是一种实质性货币理论必须面对的事实。毫无疑问，克纳普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银币的贬值和指券的贬值并无区别。因为，即使从形式上说也并非如此。贬值的并不是银币，恰恰相反，而是用做工业目的的原料银，但有限铸造的国币银币却常常有着相反的运气。另一方面，用于工业目的的纸并不会“贬值”，贬值的只是国币指券。事实上，克纳普很可能会正确地指出，只有在国家最终抛弃它们时，它们才会变得一文不值，或者只是在收藏家或博物馆那里才有价值。因此，即使这一点，也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对此不妨予以承认，但是，当它们在形式上被抛弃之前，尽管仍然具有可以偿付公债的名义效力，但它们的实质价值却已跌到了与过去相比微不足道的程度。
不过，即使完全撇开这种灾难不谈，历史也还是提供了不胜枚举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的范例，比如中国就曾因铸币金属被用于非货币目的而造成通货紧缩。某些货币原先并非附属货币，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的货币，且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国家手中，结果是阻滞性代币本位出现。但是，必须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一点。一种实质性货币理论至少应当阐明，这种情况下的价格与收入、从而还有整个经济体制会受到什么影响，尽管由于已经提到的原因使人不易确定这种货币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找到理论上的求解之道。同样，这一事实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银价相对于金价或金价相对于银价下跌的结果，比如形式上实行着复本位制的法国，就是此一时只用金本位、彼一时又用银本位，另一种金属货币就成了附属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注意因货币来源而产生的价格变化就不足以说明问题了。改用其他铸币金属的情况亦复如此。我们还希望知道贵金属供应的增长来自何处，不管那是来自掠夺（比如科尔特斯与皮萨罗[23]的情况）、贸易（比如公元纪元之初以及16世纪以来的中国）还是来自产量的增长。就最后一种情况来说，仅仅是产量增长了、还是价格也更低廉了？原因何在？该金属非铸币用途的哪些变化也发挥了作用？也许某个特定经济区域——比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了对一个完全不同地区的出口，比如公元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对中国或印度的出口，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或者，原因可能完全或部分在于货币使用习惯的变化——比如用于小型交易——而引起了货币需求的变化。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可能性会对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乃是货币理论理应讨论的问题。
最后还应当讨论一下对市场经济中的货币“需求”进行调整的问题，以及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显然，就市场关系的有关各方而言，它是一种对支付手段的实际需求，而这种市场关系决定着自由铸币情况下自由市场货币的设定。此外，就市场的参与者来说，它是对支付手段的有效需求，至关重要的是对信贷的有效需求，同时还有发行银行对清偿能力的关注以及为此而确立的准则，这决定着现代发行银行对流通手段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以有关各方的需要为取向的，符合现代经济秩序的一般特征。
在我们经济体制的形式上合法的条件下，只有这一点可以正确地称之为“货币需求”。因此，这个概念不像对货物的有效需求那样，它完全不关心实质性标准。市场经济仅仅对于金属货币的设定有着与生俱来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的存在是严谨的，前面已经指出，它构成了贵金属对币制的重大意义。仅限于使用某种不得任意无限量生产的金属——特别是贵金属之一——铸造本位货币，结合该本位下的流通手段“准备金”，便构成了设定任何货币时的界限。尽管这里并不排除一定程度的弹性，也无法完全排除渐进式的信贷通货膨胀，但是确实有着很高程度的刚性界限。凡是出于实践目的而使用能够无限量生产的材料——比如纸——制造货币时，就不会存在这种机械界限。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调整货币数量的乃是政治当局的自由决定，根本不受机械约束的妨碍。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要根据政治当局对财政利益的考虑作出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纯粹以行政班子成员的私利为基础作出决定，比如俄国红军给印刷机安排的用途就是如此。准确地说，金属本位的重要性如今就在于消除这些利益对货币形势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从一定程度上约束这些利益的膨胀，因为它们始终都会试图影响国家使其放弃金属本位，实行纯粹的纸货币本位。尽管金属本位的运行带有机械特性，但在市场经济中却能够达到更高程度的形式合理性，因为它允许行动完全以市场优势为取向。当然，奥地利与俄国的经验也确实表明，在纯粹纸货币本位的情况下，债务解除当局的货币政策也未必以当局或行政班子的纯粹私利或者国家的财政利益为取向（后者可能意味着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可能的支付手段规模，而不去关心作为交换手段的通货会发生什么情况）。然而，这种取向占据支配地位的危险，在纸货币本位下仍会继续存在，而在材质汇率制（自由市场货币）下就不会存在具有可比性的危险。从市场经济的形式秩序角度来看，这种危险乃是存在于任何币制形式、而不光是材质汇率本位下的“无理性”因素，尽管事实上很容易看到，由于具有机械特性，这样一种币制本身仅仅有相对的形式合理性。这也是克纳普能够并且应当承认的事实。
无论旧时的总量货币理论如何粗糙，但无可否认的是，由国家财政需求决定的纸币发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总是存在引发通货“贬值”的危险。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甚至克纳普也无法否认。但他把这个问题看得无足轻重，却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所谓每个个人的“双向回归”地位，意思是说人人都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克纳普十分严肃地认为这就证明了任何通货的“贬值”绝对都是无关紧要的，〔61〕但我们的亲身经验却在在表明，这是一种幻觉。不仅是食利者、而且还有每一个固定薪金收入者，如果他们的收益保持了名义单位不变，或者充其量由于国家财力允许和官僚机构兴之所至而提高了一倍，但他们的名义单位支出却增加了20倍，就像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么他们的双向回归地位会变得如何呢？那些长期信贷的债权人又会处于什么境地呢？尽管许多经营者仍然能够从国际外汇形势中获利，某些（极少数）劳动者仍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自己的名义工资继续增长，但货币（实质）效力的这种剧变如今已经产生了不断诱发社会革命的趋势。当然，任何人都有权欢迎这种革命性的影响以及接踵而至的市场经济的巨大骚乱。这种态度是无法给予科学反驳的。无论对与错，某些人都会希望这种趋势引领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某些人会指望证明这样一个命题：只有由小规模生产单元组成的受调整的经济才具备实质合理性，不管建立这种经济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让科学来裁定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它有责任尽可能清晰客观地说明与这些影响有关的事实。克纳普假设人们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他以这种广义的形式提出的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能把情况弄得扑朔迷离。他的著作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但上述问题看来是他的理论中最重大的缺陷。这一点也使得某些找不出其他理由反对其著作的学者，转而从“原则”基础上攻击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