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教革新者的高层知识分子
我们这里特别关心的是祭司而不是僧侣与非教会世俗知识阶层的关系，同时还有知识阶层与宗教事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宗教共同体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亚洲的所有伟大宗教学说都是知识分子的创造。佛教和耆那教的救赎教义乃至所有相关的教义，都是一个接受过吠陀经熏陶的知识精英群体传播开来的，这种熏陶尽管并不总是具有严格的学院性质，但却很适合于对印度贵族、特别是与婆罗门格格不入的刹帝利贵族成员的教育。在中国，儒教的载体最初就是那位创立者自己，还有被官方认为是道教鼻祖的老子，他们都是接受过古典文学教育的官员，同时又是具有相应素养的哲学家。
中国与印度的宗教实际上与希腊哲学的所有理论变体都有对应之处，尽管形式上多有改变。儒教作为中国的官方伦理规范，得到了受过古典文学教育的官位进取者的全力支持，而道教则确实变成了民间的实用性巫术活动。印度教的伟大改革都是由接受过精英教育的贵族知识分子完成的，尽管共同体组织随后往往会落入下等种姓成员的控制。因此，印度教改革进程的方向就不同于北欧的宗教改革，也不同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前者也是由接受过职业神学训练的文化人领导的，后者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像萨梅隆（Salmeron）和赖尼兹（Laynez）那样富有辩证法素养的耶稣会士的支持。印度改革运动的进程也不同于安萨里［al-Ghazâlî，1058—1111］对伊斯兰教义的重构，这个重构运动把神秘主义和正统信仰结合了起来，其领导权一部分掌握在官方的僧侣政治集团手中，一部分则掌握在受过神学训练的新兴贵族官员手中。近东的救赎宗教摩尼教和诺斯替教也是这样，它们都是特定的知识分子宗教，它们的缔造者、它们的主要载体以及它们救赎学说的性质，莫不如此。
上述宗教之间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但所有这些情况下的知识分子阶层，都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具有的哲学素养相当于古希腊各哲学学派或者中世纪晚期最博学类型的隐修士或世俗人文主义者的素养。这些群体在各自的环境中都是伦理学或者救赎学说的载体。因此，在一个既定的宗教情境下，知识分子阶层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堪与柏拉图学园和有关的希腊哲学学派相媲美的学术事业。那样的话，该知识分子阶层就会像希腊的同行一样不以官方立场看待现存的宗教实践，他们也许不会退避三舍，但往往会蔑视现存的宗教实践，或者从哲学上进行重新解释。作为官方礼拜的代表，像负有礼拜职责的中国国家官员和印度的婆罗门，却往往要对知识分子的学说进行甄别，或视为正统、或判作异端，中国的唯物论学说与印度的二元主义数论派哲学就是这样成为异端的。这些运动主要具有一种学术取向，仅仅是间接涉及实际的宗教信仰，这里不可能谈论更多的细节。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前述那些专注于创造一种宗教伦理的其他运动，这在古代时期的最佳范例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运动。它们同样都是兴起于社会特权阶层，或者是由这些群体的成员领导，或者受到了他们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