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宗教和艺术的紧张关系
伦理宗教，特别是如果它主张兄弟之爱的话，必将与个人生活中最强大的非理性力量——性行为——产生最深刻的内在紧张关系，同样，它也会与艺术领域产生强烈对立。宗教和艺术最初还是密切相关的。宗教曾是艺术表达方式的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形形色色的偶像和圣像的存在，为唤起迷醉状态或者除魔驱邪礼拜活动充当伴奏手段的音乐的存在，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宗教刺激了巫师和神圣歌手们的艺术活动，也刺激了神殿和教堂的产生（这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加之宗教性装饰幕帷及各种各样教堂用具的创制，这些都是艺术和工艺的主要产物。然而，作为世俗教育的结果，艺术越是变成一个自主的领域，它就越会要求确立自身的基本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完全不同于得自宗教和道德领域的价值观。
任何对艺术不假思索就迅速接受的态度，都是由于内容的重要意义，这可能会促进一个共同体的形成。但是，自觉地去发现那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却有待于一种理智主义的教化。随着这项发展，那些促进共同体形成、促进艺术与救赎的宗教意志相互兼容的艺术要素便归于消失了。的确，对于艺术本身自认为能够提供的尘世中的救赎，宗教自会极端排斥并视为有罪。伦理宗教以及真正的神秘主义，都会敌视以这种方式从尘世的道德无理性中寻求救赎。艺术与宗教的冲突在真正的禁欲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后者认为屈从于艺术价值将会严重破坏生活行为的理性系统化。这种紧张关系随之可被称为准艺术的理智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加剧。拒绝为道德判断负责，不愿显得受到了传统的束缚，这在理智主义阶段变得日益突出，价值判断原来专注于进行伦理上的解释，现在则成了进行艺术解释。典型的变化就是“堕落”，这样的判断换成了“无味”之类的看法。但是，在唯美主义的崇拜中，一切对人际关系的价值判断实际上越来越突出地具有了一种不容分说的主观性，这很可能被宗教视为既懦弱又特别缺少爱的最深刻的表现形式。显然，美学态度和宗教—伦理规范之间存在着强烈反差，因为，即使个人拒斥伦理规范，他也会在认识自身的生物性质时从人的角度去经验这些规范。他会把某些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也会把它们作为他在具体情况下评判他人行为的依据。此外，从原则上说，宗教—伦理规范的理由及推论始终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无论如何，美学态度不可能给始终如一的博爱伦理提供支持，因为后者有着明显的反美学取向。
宗教对艺术的贬抑，通常都会伴以对巫术、纵欲、迷醉和仪式主义等等要素的贬抑，同时则支持禁欲主义的、唯灵论的以及神秘主义的美德，而圣经宗教对祭司和俗人的教育所具有的理性的文学性质，则会进一步强化那种贬抑态度。但是，在敌视艺术方面，权威的先知预言发挥了尤其重要的影响，而且是在两个方向发挥影响。首先，先知预言无疑是反对纵欲实践的，总的来说也大都反对巫术。因此，原始犹太人对塑像和图像怀有的恐惧，原先有着巫术基础，后来则由希伯来先知作出了唯灵论的解释，并发生了与一位绝对超验之神的概念有关的转变。其次，如果在这个方向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与先知信仰的对立，从根本上不是以伦理规范和宗教、不是以人类双手的劳动为取向，那么以先知的观点来看，它允诺的就不过是虚幻的救赎。先知宣称的神越是被视为超验和神圣，宗教和艺术的这种对立就越是不可调和。
但是，宗教也会不得不一再承认艺术成就具有无可否认的“神性”。特别是大众宗教，为了体现人们所要求于它的效能，往往会直接依赖艺术手段，而且倾向于对大众的需求做出让步，于是就有了遍及各地的巫术和偶像崇拜。除此以外，有组织的大众宗教往往还会出于经济利益而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拜占庭僧侣们的圣像交易就是如此。在政教合一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他有反对圣像崇拜的军队的支持，因为军队是从当时盛行唯灵论的伊斯兰教边缘地区征募的。于是僧侣们便成了皇权最关键的对头，皇权则力图切断僧侣的这一收入来源以摧毁他们的经济实力，因为这个最危险的对头企图攫取对教会的支配权。
任何纵欲的或者仪式主义的唯情论宗教，以及任何神秘主义的仁爱宗教，在主观上也有一条回归艺术的捷径，其最终结果是超越个体——尽管这种超越包含着各种异质的终极意义。纵欲狂欢的宗教最容易产生歌咏和音乐，仪式主义宗教往往喜爱造型艺术，强调仁爱的宗教则有助于诗歌及音乐的发展。我们从印度的文学艺术、从苏非教派那种完全向尘世开放的欢乐的抒情气质、从圣·方济各的赞美歌、从宗教性象征主义无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从神秘主义塑造出来的各种态度中获得的全部体验，都可以证明这其间的关系。然而，各种经验主义宗教对待艺术的态度却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任一宗教内部也都会有不同的阶层、体现者以及结构形式表达出不同的态度。先知对待艺术的态度就不同于神秘教义传播者和祭司，僧侣不同于虔诚的俗众，大众宗教不同于精英教派。根据原则，禁欲主义精英的教派自然比神秘主义精英的教派更加敌视艺术。不过我们此处主要关心的并非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一旦度过了巫术阶段和纯仪式主义阶段，在各自的（主观预期的）终极意义问题上，宗教态度和美学态度之间就越来越难以达成真正的内在妥协了。
这里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所有特殊的艺术方法全都遭到了那些理性的——我们所特指的理性——宗教的明确反对，这一点意味深长。它们包括犹太教、古代基督教以及后来的禁欲主义新教。它们对艺术的排斥既是宗教对生活行为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征兆，也是发挥这种影响的一个手段。历次有影响的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认为，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不可敬拜偶像）乃是犹太教事实上的理性主义的决定性基础。这种说法也许过于夸大其词了。但是毫无疑问，系统禁止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清教徒无拘无束地接受艺术的特殊造型价值，早已有效地抑制了这些群体艺术生产能力的程度和范围，而且往往有助于发展对生活的理智主义理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