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性质的正当性、公民投票产生的领袖与当选官员
超凡魅力式的正当化从根本上遵循的是威权主义原则，对此可以作出反威权主义的解释，因为超凡魅力权威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被统治者基于眼见为实的“证据”而给予的承认。当然，对一个具有超凡魅力资格、从而具有正当性的人物给予这种承认，总是被看做一种义务。但是，当超凡魅力组织逐渐进入理性化过程时，这种承认就很有可能不再被看做是正当性的结果，而是正当性的基础：民主性质的正当性。行政班子指定继承人就演变为“预选”，前任的指定就演变为“提名”，群体的承认则演变为“选举”。自身具有正当性的超凡魅力领袖则演变为得追随者眷顾的领袖，因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地选择了他、甚至能够自由地罢黜他——犹如超凡魅力及其效力的丧失就意味着真正的正当性的丧失一样。如今他成了被自由选举出来的领袖。
相应地，共同体对超凡魅力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承认也转化为这样的信仰：群体有权按照自身的自由意志就全局或个案问题制定、认可或者诉诸法律。另一方面，在真正的超凡魅力权威统治下，尽管在什么是正确的法律这一问题上的冲突实际上可能会由某个群体进行投票裁决，但这一过程总会受到这样的情感压力：正确的裁决只能有一个，而做到这一点乃是义不容辞。不过在这种新的解释中，法律受到的待遇便接近于合法权威的情形了。最重要的过渡类型则是经由公民投票产生的权威之正当化：公民投票产生的领袖。最常见的范例是现代政党的领袖们。不过，凡是首领自认为代表大众利益采取行动并且实际上也得到大众承认的地方，就总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位拿破仑[25]都是经典范例，尽管只是在他们以暴力夺取了权力之后才由公民投票带来了正当化。第二个拿破仑在声望遭到重创之后也还是求助于公民投票。它作为表达平民意志的一种方式，无论怎样评价其实际价值，它都是从被统治者的信任中产生权威正当性的专门手段，尽管这种信任的自发性只是形式上的或者虚拟的。
一旦重新解释超凡魅力而对首领适用选举原则，那也可以扩而大之适用于行政班子。在某些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可以看到典型的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的正当性源于被统治者的信任，因而也很容易在不被后者信任时遭到罢免。他们不是“官僚制”的类型。因为他们有着独立的正当性来源，不会被强有力地整合进一个等级秩序中去。他们的“升迁”和任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其上司的影响。（在有若干超凡魅力结构并存的地方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它们虽然并存，但却是异质的，比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这样一种行政结构，作为一部机器的精密程度要大大低于由任命产生官员的官僚制类型。
1.公民投票式的民主——最重要的“领袖民主制”（Führer-Demokrate）类型——可谓超凡魅力权威的一种变体。它的正当性在形式上产生于被统治者的意志。领袖（煽动家）凭借其政治追随者对他本人的忠诚和信赖而统治。最初他只是对他的追随者行使权力，但是如果他们把政府也交给了他，他也就控制了整个有组织的群体（政治实体）。古代和现代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那些独裁者就是最好的范例：古希腊的调停人（aisymnetai）、僭主和煽动家；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及其继承人；意大利城邦的人民领袖（capital del popolo）和市长；日耳曼城市——比如在苏黎士的民主专政中出现的——某些类型的政治领袖。现代国家当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克伦威尔的独裁，以及法国大革命中和第一、第二帝国的那些领袖人物。只要试图让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都会竭力通过公民投票获得主权者人民的承认，以此寻求其正当性。领袖自己的行政班子通常都是以超凡魅力形式从下层社会出身的能者当中招募。克伦威尔注重的是他们的宗教资格，罗伯斯庇尔除了注重个人的可靠性之外还要求他们具备某些“伦理”品质，拿破仑则只关心他们的个人能力以及是否合乎他专横的“天才统治”之需。
在革命专政登峰造极之时，行政班子成员的职位往往都是因某项特定任务而专设的，随时都可能被撤消。“公安委员会”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如此。当某些市政“独裁者”在美国城市改革运动中乘势抓住了权力之后，也只好让他们自由任命自己的班子。革命独裁者往往对传统的正当性和形式的合法性同样不屑一顾。在司法行政以及其他功能方面，这种家长制权威的倾向，会根据实质正义观而与功利性考虑以及国家的理由共同发挥作用。与这些倾向相伴而行的则是革命法庭和古代激进民主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质正义假设（对此将在法律社会学的第八章ⅶ给予详论）。这时就会出现革命性超凡魅力的程式化过程，因为它会发生由其他方面的相应过程所导致的类似变化。所以，英国职业军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克伦威尔时代由忠实信徒组成的志愿军。同样，法国的省长行政体制则产生于大革命时期民主专政的超凡魅力行政。
2.经选举产生官员，总是意味着超凡魅力领袖的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成了在他权威覆盖下的人们的“公仆”。具有技术理性的官僚组织中没有这种“公仆”的位置，因为他并不是由上司任命和提拔的，他的职位得自被统治者的选票，他并不在乎升迁问题，也不关心严守纪律以求博得上司的好感。对于选举产生的职位来说，这种倾向使得权威具有了自主的面貌。由当选官员组成的班子，总起来看不可能达到高水平的专业行政效率。（把美国各州的当选官员与联邦政府任命的官员加以比较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把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同改革派市长们——他们有自己任命的班子——加以比较，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必须指出，公民投票式的民主类型不同于那种完全废除领导权的类型。后者的特征是要把人对人的支配降至最低限度。
领袖制民主的特征在于，它一般都属于饱含情感地忠于并信赖领袖的类型。这种趋势往往非常有利于如下类型的个人：他显得最不同凡响，他几乎会做出任何承诺，他会使用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去竞争领导权。这就是在任何革命中都能看到的乌托邦成分的天然基础，同时，这也表明了此种行政类型在现代世界所能达到的理性水平之限度。即使在美国，它也并非始终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
与经济的关系：1.超凡魅力向反威权主义的过渡一般都会通往理性之路。如果一个统治者依赖于公民投票的承认，通常他就会凭借一个敏捷高效地发挥作用的官员组织来支持他的统治。他会尽力强化被统治者的忠诚——让他们在战争中赢得荣耀和荣誉，或者提高他们物质上的福利，或者在某些条件下两者兼备。这些方面的成功将被视为超凡魅力的证据。他的首要目标是摧毁传统的、封建制的、家产制的以及其他类型的威权主义权力和特权。其次则是必须创造出一些经济上的利益集团，使它们不得不和他的统治相依为命，以此作为它们的正当性来源。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只要他在利用法律的形式化与正当化，他就会极大地促进经济活动的形式理性化。(https://www.daowen.com)
2.另一方面，公民投票产生的统治可能会很容易削弱经济活动的形式合理性，因为它所关注的正当性要依赖于大众的信仰和忠诚，从而推动他们在经济领域把实质正义观强加于人。其结果将会产生一种摆脱了正式程序的司法，比如革命法庭、战时配给以及其他种种对生产与消费的限制和控制。这种趋势决不只是现代社会主义类型才有，凡是领袖成了“社会独裁者”的地方，它都会占据支配地位。这里还不可能讨论此种类型的前因后果。
3.当选官员的存在会成为具有形式理性的经济生活的一个干扰源。这首先是因为，这种官员主要是由于党派意志而不是因其专业能力当选的。其次，被罢免或者不能重新当选的危险，使得不计后果地追求严格客观的决策与行政路线成为不可能。不过，假如有可能把旧文化中的经济与技术成就应用到新的领域，那就不会对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不会被占用，而且存在着足够大的余地以使几乎不可避免的官员腐败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成本因素之一，同时还能获得大规模的利润（比如美国的情形）。
关于1，对经济合理性的有利影响可以在两代拿破仑统治时期看到典型范例。拿破仑一世的《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强迫人们划分所继承的遗产，并且到处摧毁传统权威。他的制度给那些有功的追随者带来了几乎是等于封地的地盘，士兵们则几乎要什么有什么，而市民们却一无所有。不过对此的补偿是荣耀（la glorie），总的来说小资产阶级的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人们继续信奉着路易·菲力普时代的口号：“去发财致富吧！”宏伟建筑、动产信贷（Credit Mobilier）连同众所周知的各种丑闻，不一而足。
关于2，伯里克利时代以及此后的希腊民主制就是那种“社会独裁”倾向的经典范例。罗马的陪审员审理案件要受制于司法官的指令，并要遵照形式法（formal law）做出裁决。但在希腊，heliaia[26]法庭的裁决则是根据“实质”正义——实际上就是在矫揉造作、阿谀奉承以及煽动性的冷嘲热讽基础上——做出的。在雅典修辞大师们的法庭演说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形。类似的现象在罗马只是出现于政治审判的案件中，比如西塞罗参与的案件。其结果就是罗马意义上的形式法和形式法学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heliaia就是一种“人民法庭”，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德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的革命法庭。这些世俗法庭的管辖权决不是仅限于和政治有关的案件。然而，英国的革命运动除了在某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案件上以外却从未扰乱过司法秩序。当然，不容否认，和平时期的司法裁决也不乏一些专横因素，但那只是涉及一些纯“治安”案件，并不牵扯有产者的利益。
关于3，美国即是经典范例。早在前些年，作者曾调查过一些英裔美国工人，问他们为什么会容忍那些往往腐败不堪的党徒来执政。他们的回答是，首先，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即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被偷盗、被侵吞，每个人仍有足够的钱可挣；其次，这些职业政客群体，甚至连工人也能够对他们嗤之以鼻，而德国式的技术官员却是一帮对工人“逞威风”的家伙。
后面［第二部分］将对这些因素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进行更详尽的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