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宗教以及对它的意识形态美化
农民的命运受到了大自然的牢固束缚，深深依赖于生物过程和自然事件，经济上几乎完全不以理性的系统化为取向，因此，一般来说，只有在受到奴役或无产阶级化威胁的时候，农民才会成为宗教的载体，不管这种威胁是来自内部（金融的或领主的）还是来自外部的政治力量。
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史已经表明了农民阶级受到的两个主要威胁，一是带来奴役的外部列强的压迫威胁，二是农民与大地产富豪的冲突（后者在古代都居住在城里）。那些最古老的文献——特别是《底波拉之歌》（Song of Deborah）[46]——就已经展示了堪与埃托利亚人、萨谟奈人和瑞士人媲美的农民联盟斗争的典型要素。与瑞士的情形相比还有另一个相似点，即巴勒斯坦的陆桥地理特征，它正好位于跨越了埃及到幼发拉底河这一地带的通商大道上。这一点很早就为货币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古以色列人联盟的矛头所向就是住在城里的非利士人和迦南人大地产富豪们，后者都是使用铁制双轮战车作战的骑士，一如《旧约》中描述的歌利亚那样，是“自幼便受到训练的武士”，竭力要去奴役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山坡上的农民，要让他们成为进贡者。
这种斗争以及摩西时代的社会统一与扩张，总是在耶和华宗教的救世主（“弥赛亚”，源出mashiah，即如基甸和其他人那样的“救世主”以及所谓“士师”）领导下反复再现，这是意义极为重大的历史因素。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领导，一种远远超出寻常农民礼拜水平的宗教关切，很早就进入了巴勒斯坦农民的古代宗教。但是，直到耶路撒冷城被征服之后，耶和华崇拜加上摩西的社会立法才最终成为真正的伦理宗教。实际上，正如先知们的社会劝诫所表明的那样，即使像巴勒斯坦发生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农民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它们的矛头所向是城市大地产主和金融富豪，其依据则是摩西律法中关于身份群体平等化的社会规范。
然而，先知宗教决不是由于受到农民的特殊影响才产生的。希腊官方文献中的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神学家赫西俄德，其道德主义的活跃因素之一就是典型的平民命运，但他本人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农民越是成为一种文化的基本社会楷模，例如罗马、印度或者埃及那样的情形，人口中的农民成分就越有可能成为传统主义的典型，就是说，那里的大众宗教就越会缺少道德的理性化。因此，在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中，农民从没有作为理性道德运动的载体登台亮相。犹太教的情况尤其如此。农民参与基督教的理性道德运动也只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而且总是采取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式。非洲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土地最为集中的行省，多纳图教派[47]的苦行派在那里的农民当中显然非常得势，但这只是古代时期农民关注理性道德运动的惟一范例。出自农民阶层的塔波尔教派[48]、［1524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中得享“神授之权”的农民领袖、英国的激进小农共产主义者、至关重要的是俄国的农民宗派——他们全都由于以往存在的、发达程度不一的土地公社所有制而具有农业共产主义的血统。〔26〕所有这些群体无不感到了无产阶级化的威胁，因此便首先转而反对官方教会，因为它是什一税的收受者并充当金融与地产富豪的支柱。上述农民群体与宗教需求的结合，大概只有在某种业已存在的伦理宗教基础上才是可能的，那里面会包含一些能够暗示革命性自然法并为之辩护的具体承诺。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其他场合详述。
因此，农民宗教与农民改革运动密切相关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在亚洲，宗教预言与革命潮流的结合在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并没有表现为真正农民运动的形式，比如中国的情形。农民极少成为除了原始巫术以外其他任何宗教的载体。
然而，琐罗亚斯德的预言显然是在诉诸农民的（相对）理性主义，他们正在学会井井有条地工作与饲养牲畜，反对伪先知们让动物备受折磨的狂欢宗教。这种狂欢宗教大概也像摩西反对的迷醉礼拜一样在狂饮作乐中活生生地撕碎动物。帕西人[49]的宗教认为，只有精耕细作的土地从巫术观点来看才是纯洁的，所以只有农耕才会绝对令神愉悦。结果，即使在原初的先知预言确立的这种宗教模式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最终适应了日常生活需要之后，它仍然保持了一种特有的农民模式，其社会伦理教义的突出特征就是反城市倾向。但是，琐罗亚斯德预言也带来了某些经济上的关切，最初大概只是启动了君主和地主对农民纳税能力的关切，而不是启动了农民的经济关切。一般来说，农民主要还是关心与天气有关的巫术和泛灵论巫术，或者关心仪式，如果它发展出了什么伦理宗教，其核心也是与神和祭司有关的纯形式主义的以物易物契约伦理（我给了你，你也要给我）。
除了与城市文化及其结果背道而驰的琐罗亚斯德教和若干零星范例——他们是代表着父权与封建因素的文人，或者相反，是满腹悲观厌世感的知识分子——之外，把农民变成能够让神愉悦的敬神者的特殊原型，这完全是个现代现象。任何比较重要的东亚宗教也都没有这种关于农民宗教功德的概念。实际上，印度的宗教由于不伤生（ahimsa），即绝对禁止杀戮任何生物，而对农民抱着宗教怀疑态度或者实际上的排斥态度，佛教的得救信仰尤其一贯如此。
前先知时代的希伯来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农民宗教。另一方面，巴比伦囚虏时期把农耕颂扬为令神愉悦之事，主要也是反映了文人群体或家长制群体对城市发展的抗拒态度。即使在那时，实际的宗教已经有了相当不同的表现，后来到了法利赛人时期，它在这方面就更是变得面目全非了。从弟兄（chaberim）[50]的会众虔诚角度来说，“乡巴佬”实际上就等于“不信神”，农民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是二等犹太人。根据犹太礼法，一个农民实际上不可能过一种敬神的生活，佛教和印度教也作如是观。后巴比伦囚虏时代的神学产生的实际后果就是，一个犹太人要想从事农耕简直难乎其难，《塔木德》的神学后果更其如此。即使在今天，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会遇到安息年[51]形式的绝对障碍，这是后来犹太教神学家们的一个创造。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东欧的拉比们只好根据这种移民会特别令神愉悦这一概念提出了明确的特许，这与更教条主义的德国犹太人正统派领袖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们知道，在早期基督教那里，乡下人干脆就被视为异教徒（paganus）。即使像托马斯·阿奎那系统阐述的那种中世纪教会的官方教义，基本上也把农民看做下等基督徒，总之，对他们是极为蔑视的。对农民进行宗教美化并相信他们的宗教虔诚具有特殊价值，乃是非常现代的发展结果，尤其是路德教以及体现了斯拉夫人影响力的现代俄国人狂热虔诚的特征，与加尔文教以及绝大多数新教教派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前者是一些凭借其组织类型而与它们所依附的君主和贵族的威权主义关切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共同体。现代路德教主要关心的就是与理智主义的理性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进行斗争（但这并非路德本人的立场）。斯拉夫宗教的农民意识形态主要关心的则是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最后，民粹派对俄国各教派的美化则试图把知识分子的反理性主义与无产阶级化的农民阶级反抗官僚制教会——因为教会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叛乱结合起来，从而把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反抗包裹在一种宗教气氛之中。因此，所有这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现代理性主义发展的一种反动，而城市则被认为是这种理性主义的载体。
与所有这些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乃是这一事实：城市在过去一直被看做宗教虔诚的园地。17世纪晚期，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52]在基得明斯特织工与伦敦那样的大都会之间（由于家庭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形成）的关系中看到了织工宗教虔诚的明显增强。实际上，早期基督教就是一种城市宗教，而且正如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53]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它在任何一个特定城市中的重要性都与该城市共同体的规模成正比。〔27〕在中世纪也是这样，对教会的忠诚以及宗教上的教派运动，其突出特征就是在城市里发展。像早期基督教那样有组织的会众宗教，如果脱离了城市（显然是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生活，几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早期基督教是以某些早已存在的观念为前提的，比如打破亲属群体之间的所有禁忌屏障，比如官职概念，比如把共同体作为一个履行特定职能的强制性组织（Anstalt）的概念。当然，到了中世纪，由于欧洲城市的不断发展，基督教又强化并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这些观念的重新接受。不过实际上，这些观念只是在地中海文化圈里，特别是在希腊、最明确的是在罗马城市法的范畴内得到了充分发展，在世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发展。更进一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救赎的伦理宗教以及作为个人的宗教虔诚，其特质就是在这种城市环境中得到真正滋养的，而这些特质一再创造了新的运动，这与得到了支配性封建权力支持的礼仪主义的、巫术的或者形式主义的重新解释形成了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