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定义和特征
“政党”一词将被用于指称形式上自由招募成员的联合体。它的活动目的是确保其领袖在组织内部的权力，以使它的活跃成员得到理想上或物质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寓于某些客观性政策的实现，也可能就是谋取个人利益，或者两者兼有。有的政党可能会稍纵即逝，有的则会着眼于长期活动加以组织。它们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组织类型，以非常多样化的形式之一组织起来。它们可能由超凡魅力领袖的信徒们构成，也可能由传统的扈从或者秉持目的/价值理性的追随者构成。它们可能主要以个人利益或者客观政策为取向。无论从职责上还是仅仅从事实上说，它们惟一关心的大概就是为其领袖谋取权力，并确保其成员在行政班子中的地位。（这时它们就是一些“赞助人政党”。）另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它们会自觉地代表一个身份群体、一个阶级或者代表某些客观性政策或抽象原则采取行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政党”。）然而，为自己的成员在行政班子中谋取地位起码是个次要目标，而客观计划往往只是劝诱局外人入伙的手段。
根据定义，一个政党只能存在于某个组织之内，以便影响该组织的政策或者取得对它的控制权。不过，由涉及若干法人团体的政党集团组成联盟的情形也并非罕见。
一个政党可能会使用任何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手段去获取权力。如果上台执政要取决于形式上的自由投票、而立法要经过表决才能算数，那么它们主要就是一些拉选票的组织。如果选举的进程与合法预期相一致，那么它们就是合法政党。由于合法政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某种自愿坚持的基础，所以它们的存在始终意味着，政治事务就是对利益的追求。（不过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利益”决非必然地属于经济范畴。至关重要的是，它是个政治利益的问题，这种利益要么是基于意识形态，要么是基于权力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操纵政治事务的就是
a）政党领袖及其班子，而
b）活跃的党员——就其绝大部分来说——只有为其领袖呐喊助威的功能。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有可能行使某些形式的控制权，或者参与讨论、宣泄不满、甚至首倡党内决议；
c）怠惰的选举人或选民大众（Mitläufer）只是一些在选举期间被人争取来投票的对象。他们的态度仅仅在相互竞争的政党进行煽动时才是重要的；
d）政党资金的赞助人通常都是隐身在幕后。
除了在政治实体内正式组织起来的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以下若干主要类型：
a）超凡魅力政党：产生于对领袖的超凡魅力品质或者从超凡魅力观点来看他应否被承认为适当的领袖这一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这些政党带来了分裂。
b）传统主义政党：产生于对首领在其独断专行和施予恩惠的领域内行使传统权威的方式所引起的争端。它们以运动的形式出现，阻滞乃至公开反抗革新。
c）围绕信仰问题（Glaubensparteien）组织起来的政党。它们通常与a）项的情况相同，但也未必尽然。它们的出现是由于对信条内容或信仰声明产生了分歧。它们的表现形式是离经叛道，即使在理性的政党——比如社会主义政党——那里也能看到这一点。(https://www.daowen.com)
d）占用型政党（或者分赃取向的政党）：产生于同首领及其行政班子就充任行政班子职位问题而发生的冲突。这种类型往往与b）项的情况非常一致，但也未必尽然。
从结构上说，政党可能也像其他任何组织一样合乎同一类型。就是说，它们可能是忠于领袖的、以超凡魅力为取向的政党，以平民表决表达对领袖的信任；或者是传统型政党，坚持以首领或某个显赫邻人的社会特权为基础；或者是理性政党，信奉一个通过选举的“宪法程序”而确立的领袖和班子。这些差异涉及成员和行政班子的服从基础。更进一步的阐述须留待“国家社会学”来做。［“国家社会学”（Staatssoziologie）并未成文。］
就权力分配的经济方面和政党政策的确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措施筹集政党活动的资金。这有多种可能性：大量党员或支持者的小额捐献，政党事业无私支持者的大笔捐助，直接或间接为有关政党包销产品，对受政党之惠者——包括该党成员——以及对其失败的对手征收的税赋。这些细节也属于“国家社会学”。
1.前面已经指出，根据定义，只有在某个组织——无论那是政治组织还是其他组织——之内，且只有在争夺对组织的控制权时，政党才会存在。一个政党内部则会存在一些亚党派，这是极为常见的，例如，短期结构的典型可见于美国各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的情形。德国的“青年自由党”则是具有长期基础的范例。13世纪意大利的归尔甫派和吉卜林派[35]以及现代的社会主义者可以用来说明涉及若干不同政体的政党。
2.就政党存在其中的群体之规则而言，我们这里认为，关键的一点是形式上自愿加入和信奉的原则。其中包含着不同于所有受政体规定和支配的联合体的社会学意义。即使政治实体的秩序注意到了政党的存在——比如美国与德国的比例代表制，即使要采取措施调整它们的章程，自愿的成分也仍然会一如既往。不过，一旦某个政党成了一个被依法吸收进行政班子的封闭性群体，比如13世纪佛罗伦萨法规给予归尔甫派的地位就是如此，这时它就不再是个政党了，而是成了该实体的一部分。
3.在真正的超凡魅力支配下，政党必定是一些分裂性的派别。它们的冲突实质上是信仰问题上的冲突，而且冲突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调和的。严格的家长制团体的情形也有些类似。至少就纯粹的形式而言，这两种政党类型根本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常见的世袭君主制和等级式组织中，封地和官职的觊觎者构成的扈从群体，通常都会聚集在一个王位觊觎者周围。私人追随者在显贵的组织——比如贵族统治的城邦——中也很常见，不过他们在某些民主国家里也占优势。只有在合法的代议制宪政国家里才会出现现代类型的政党。这将在“国家社会学”中作进一步分析。
4.现代国家中以赞助人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政党，其经典范例就是美国的上一代两大政党。老式的保守党与自由党、资产阶级民主党以及较晚近的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都是主要以争端问题和意识形态为取向的政党。除了天主教中央党以外，所有这些政党都有着非常突出的阶级利益的成分。中央党在实现了原来纲领的主要目的之后，也几乎变成了一个赞助人政党。在所有这些类型中，即使它们最纯粹地表达了阶级的利益，执政党领袖与班子的（理想与物质）利益、官职和报酬也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选民的利益往往只是在选民的消极态度就要危及选举前景的时候才会被纳入视线。这一事实就是政党本身遭到公众反对的原因之一。
5.政党内部组织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将在适当场合给予单独讨论。不过所有这些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它们都会有一个核心人物群体，这些人会采取主动去指挥党务，包括制定纲领和推举候选人。接下来则会有一个“党员”群体，他们的作用显然比较被动。最后则是公民大众，他们的角色只是接受各政党劝诱的对象，只是在不同政党给出的候选人和纲领之间作出选择。由于和政党的关系具有自愿性质，这种结构就是不可避免的。以上所述也就等于说，政党活动乃是一个“利益赌博”的问题。（前面已经指出，这里涉及的是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利益的角色，就是政党本身遭到反对的第二个要点。在这方面，政党体制与招募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营体制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6.大规模赞助者为政党提供财政支持，决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政党。例如保罗·辛格（Paul Singer）就是社会民主党（顺便说说，也是人道主义事业）的一位（就人们已知的最纯粹动机而言）具有大家风范的赞助者。他作为党主席的整个地位就是有赖于这一事实。此外，俄国革命时期到了克伦斯基阶段的各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莫斯科的大工商业利益集团提供财政支持的。其他的德国“右翼”政党则从重工业界获取资金，天主教中央党有时会得到天主教富豪们的大量赞助。
出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政党的财政问题尽管是政党体制最为重要的方面，但要获取有关的信息却是难乎其难。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部“机器”实际上已被“收买”。除了个别大规模赞助人的作用以外，还有两个基本的选择：其一，比如在英国的体制下，参选的候选人可以负担竞选费用，其结果是候选人在财阀政治基础上当选。其二，费用由“机器”来负担，而这时的候选人就要依赖于党的组织。作为常设组织的政党始终是在这两个基本类型之间变化，无论是在13世纪的意大利还是在今天，概莫能外。这些事实不应被淹没在夸夸其谈之中。当然，政党财政的实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到“市场”上去发挥影响，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经营的情况一样，由于广告手段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消费者相比，卖方的实力正在惊人地与日俱增。那些“激进”政党的情况尤其如此，不管它们是右翼还是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