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犹太教：上等与下等阶层的理智主义

在古代以色列，《旧约·约伯记》的作者好像就出自作为宗教理智主义载体的上层阶级。亚历山大到达东方以后，受过教育、不问政治的上等阶层由于相互交往而走向国际化，《旧约·箴言》以及相关作品则表明了它们接受这种国际化影响的形式。《箴言》的某些内容被认为直接出自一个非犹太国王之手，而且一般来说，那种带有“所罗门”之名的文献即是一种国际文化的标志。西拉[84]与希腊化针锋相对，着重要表现祖先的智慧，这恰好证明了那个方向的趋势。而且，一如布赛（Bousset）〔38〕正确指出的那样，根据《便西拉智训》可知，那个时代熟谙律法的“书吏”或“经师”，就是一位漫游四方的文士。迈因霍尔德（Meinhold）强调说，《便西拉智训》始终就贯穿着一条显而易见的反平民路线，完全可与希腊人相提并论：农民、铁匠或陶工能有什么智慧？这样的智慧只有从容不迫的思考和专心致志的研究才能产生出来。〔39〕以斯拉被认为是“第一书吏”，但是，汇集在先知们周围、怀有纯宗教关切的祭司和空想家们那种富有影响力的地位却要悠久得多，如果没有他们，《申命记》就决不可能产生。另一方面，书吏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们懂希伯来语并能解读神谕，其地位与伊斯兰教的穆夫提不相上下，但这种地位的出现却远远迟于神权政治的正式缔造者、从波斯皇帝那里接受了权力的以斯拉的地位。

不过书吏的这种社会地位正在发生着变化。在马加比家族[85]时期，虔诚实际上是一种冷静的人生智慧，一如崇外（xenophilia）的教条所示，它被认为等于受教育或者有“教养”（musar、paideia），后者乃是通往美德的关键所在，而美德是可以像在希腊人当中那样传授的。不过即使在那个时期，像《诗篇》的大多数作者那样虔诚的知识分子，也感到了与妄自尊大的富人的尖锐对立，在这些富人当中很少见到对律法的忠诚，尽管那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属于同一阶级。另一方面，到希律一世[86]时期，由于对外来强权的屈服显然已经不可避免，沮丧情绪和心理焦虑日益加重的各派经师便培养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化的律法诠释者阶层。这些人作为教牧顾问、传教士和教师活跃在犹太教会堂里，而且在犹太教公会[87]里也坐着他们的代表。他们决定性地影响着法利赛人意义上严格忠于律法的犹太教徒共同体成员的普遍虔诚。在《塔木德》时代，这种功能的能动性扩大到了拉比中间，这是一种会众宗教官员的职业。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是，通过这个阶层，小资产阶级和贱民理智主义随后便得到了惊人的扩展，这在其他任何民族中都是看不到的。菲洛[88]那时就已经把传播文字和进行系统化决疑术思维教育的“普通公学”视为犹太人的标志了。此即这个阶层的影响所致，就是他们，最早通过崇拜对律法的忠诚、崇拜对神圣律法经文的研究，在城市犹太教徒中取代了先知的能动性。

这个犹太人的大众知识分子阶层完全断绝了同任何神秘主义宗教的联系，与近东的希腊化社会中那些哲学家阶层和神秘教义传播者阶层相比，他们毫无疑问处在一个比较下层的社会地位上。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理智主义已经广泛浸入了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化东方地区的各个社会阶层之中，事实上就是通过类似于俄尔甫斯神秘教派的寓言、推理以及各种教义而产生于神秘仪式和救赎礼拜之中，而这些教派一般来说好像都属于中产阶级。海外犹太人[89]中的犹太教经师——比如保罗——肯定都非常了解而且会坚决排斥这些神秘仪式和救世论推理；这会令人想到庞培时代［约公元前60年前后］作为一种海盗宗教盛行于西里西亚的密特拉崇拜，尽管有碑铭证据表明它从基督纪年之时就确实存在于塔尔苏斯地区了。性质不同、起因各异的救赎渴望很有可能长期以来就在犹太教里同时并存着，特别是在各个行省。不然的话，犹太教即使在先知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出来，另外，也不可能产生出犹太民族一个未来的国王将会重新掌握权力的想法，以及另一个穷人的国王将会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想法，而且犹太教徒也将很难发展出他们的“人子”（son of man）[90]观念——一个显而易见的闪米特语法的语言学产物。(https://www.daowen.com)

总之，任何一种发展出抽象概念、预示了宇宙前景的综合性救世神学，都会包含世俗的——无论那是贵族的还是贱民的——理智主义，它会越来越不以单纯的自然进程为取向，越来越不会朴素地期待隐迹于某个地方整装待发的好国王有朝一日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