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
不过，这种独特的救赎内容可能不是一种能动的行为品质，就是说，并非自觉地执行神意，而可能是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主观状态，其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就是神秘主义的彻悟。但这仅限于有着特殊宗教资格的少数人，而且只是他们系统体现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动性——默祷——的最终产物。为了达到神秘主义彻悟的目标，默祷的能动性就要排除所有对日常俗务的关切。按照贵格会教徒的经验，只有当一个人身上的世俗成分完全寂静下来的时候，神才会在他的灵魂中开口讲话。从老子、佛陀到陶勒[105]的所有默祷式神秘主义都是抱有这种观念，尽管没有使用同样的措辞。
这些信仰会导致绝对的遁世。古代佛教、某种程度上还有亚洲和近东的所有救赎形式，都有这种默祷式的遁世特点，它看上去好像类似于禁欲主义的世界观，但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按照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拒世的禁欲主义”主要是以尘世中的能动性为取向。只有尘世中的能动性才能帮助禁欲主义者遂其所愿——获得一种神的恩宠下的行动能力。当禁欲主义者意识到他所拥有的主要宗教救赎给了他采取行动的力量、意识到他在通过自己的行动为神效劳，他就会对自身的恩宠状态重新获得自信。他会感到自己成了一个代表神意的战士，不管他的敌人是谁、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去战斗。此外，他必然要同不断涌现的新的诱惑一再进行积极的斗争，他与尘世的对立不是被看做一种逃遁，而是被看做一再对这些诱惑取得的胜利。厌弃尘世的禁欲主义者至少还要保持他与尘世的消极的内在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尘世，才要同尘世进行斗争。因此，对他这种情况，更恰当的说法是“拒斥尘世”而不是“遁离尘世”。遁世更多的是默祷式神秘主义者的特征。
与禁欲主义相反，默祷主要是求得在神那里、并且仅仅是在神那里达到安宁的境界。它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不行动，而它最为一以贯之的形式就是停止思考一切能够令人想到尘世的事物，当然也就包括把所有外在和内在的能动性减少到绝对的最低限度。通过这些途径，神秘主义者就会达到一种主观状态，那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拥有神性，或者与神性的神秘合一（uniomystica）。这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结构，它似乎应许了一种知（knowledge）的类型。诚然，它在主观上看重的也许更多的是这种知的特殊内容，也许更多的是拥有这种知时的情感化；但从客观上说，后者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种神秘主义的知有着独一无二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就寓于如下事实之中：尽管知越是变得不可言传就会越是特别神秘，但它仍被公认为知。因为，神秘主义的知并非与任何事实或教义有关的新知，毋宁说，它是对尘世的总体意义的感知。在神秘主义者的大量精心阐释中，只要出现“知”这一术语，其用法均指此意，表示知的某种实际形式。这种神秘的灵知（gnosis）基本上就是指的“拥有”了什么东西，由此可以新生出实际的尘世取向，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会新生出可以言传的知的细节。这些细节将会构成对尘世内的价值和无价值的认识。我们这里关心的并不是这个一般问题的细节，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与我们所指意义上的禁欲主义相比，默祷对“行动”的消极影响。
如果作出比较全面的阐述，我们也许大可以强调，拒世的禁欲主义和遁世的默祷之间当然没有确定不移的界线。因为，遁世的默祷最初肯定也是与相当系统的理性化生活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只有这一点才导致了专心致志于救赎之惠。然而，理性化仅仅是达到救赎目标的一个手段，实质上还是一个消极类型的手段，是为了避开自然与社会环境产生的障碍。默祷未必会成为被动地耽于梦幻或者简单地成为一种自我催眠，尽管它在实际上可能会接近于这些状态。恰恰相反，默祷的特有途径正是精神饱满地专心致志于对某些真谛的思考。该过程的决定性方面并非这些真谛的内容——此类内容在非神秘主义者看来往往都非常简单，而是对真谛加以突出强调时的类型。神秘主义真谛往往会在整个世界观中占有一种核心地位，并对世界观发挥整合作用。在佛教看来，毫不含糊地认可了对佛教核心教义那种显然非常平凡的阐释，甚至对核心教义有了透彻的理解，也都不算大彻大悟。禅定以及其他各种谋求救赎的方法，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大彻大悟实质上在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质量，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对知和意志力的被感觉到的情感统一，它为神秘主义者的宗教恩宠状态提供了决定性的保障。
对于禁欲主义者来说，以情感和理智来感知神意同样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只不过他对神意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原动力”类型的感觉。当他意识到自己通过完全以神为取向的理性化道德行动成功地变成了神的工具时，他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但是，默祷式的神秘主义者却既不会向往也不可能成为神的“工具”，而是只想成为神的“容器”，在他看来，禁欲主义者的道德抗争——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类型的，都显得像是沿着某种边缘功能的方向使神意永久性地徒有其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古代佛教才劝诫人们把无为作为保持恩宠状态的前提，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佛教都会告诫说，要回避一切类型的有目的的理性能动性，认为那是最危险的世俗化形式。另一方面，禁欲主义者大概会把神秘主义者的默祷视为一种懒惰的自我放纵，毫无宗教成效，并且从禁欲主义角度来说应受谴责，因为他沉迷于自造的情感，从中推波助澜的是对造物的神化。
从默祷式神秘主义者的角度看来，禁欲主义者由于他的超验的自我折磨和斗争，特别是由于他的入世的禁欲主义理性化行为，大概永远都会陷入造物的全部负担之中，永远都会面对暴力和宽宏之间、事实和爱之间那种无法消解的紧张状态。因此，禁欲主义者被认为永远都无法与神合一，永远都会被迫陷入与救赎不相容的矛盾与妥协之中。但是从禁欲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默祷式的神秘主义者似乎并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使神的王国更强大、增加神的荣耀，也没有想到完成神的意志，他只想到了自己。因此，他会永远活在自相矛盾之中，原因在于，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肯定不可避免地要设法维持自己的生命，如果默祷式神秘主义者生活在尘世及其制度中，情况就更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遁世的神秘主义者要比禁欲主义者更加依赖尘世。禁欲主义者可以作为隐士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他要努力维持作为隐士的生存就要付出劳动，由此而得到他的恩宠状态的确定性。默祷式神秘主义者却不是这样。如果他始终如一地按照他的理论生活，他必定只能依靠大自然或人的馈赠维持生命，这就需要他以林中的浆果为生，而它们并非总能唾手可得，要么就以施舍物为生。最始终如一的印度沙门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所有比丘的规条无不严格禁止接受并非无偿给予的一切，原因也在于此）。
总之，默祷式神秘主义者要靠尘世给予他的馈赠为生，如果尘世不再持之以恒地从事被神秘主义者判定为有罪并导致与神疏远的劳动，他就不可能继续活下去。在佛家的和尚看来，农耕是所有行当中最该受到谴责的，因为它将使土壤中的所有生命形态受到极大的伤害。然而，他的化缘所得主要就是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神秘主义者则会不同寻常地表达出一种无可避免的感觉：他是一个关于救赎问题的精英。这种感觉达到顶点时，神秘主义者的做法是把尘世、把蒙昧者以及无力大彻大悟者交由不可逃避的必然命运去摆布。佛教徒当中核心的、几乎是惟一的世俗美德，就是最初那种对仅仅属于宗教共同体的僧侣的崇拜，而这些僧侣必须靠俗众的施舍物为生。然而，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有所“行动”，即使神秘主义者也必须行动。他把能动性维持在最低限度，仅仅是因为这种能动性决不会给他带来恩宠状态的确定性。与此相反，禁欲主义者恰恰是在他的尘世表现中看到了恩宠状态的证明。
如果不去推断拒世和遁世的丰富内涵，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行为方式的反差就会显得一目了然。如果禁欲主义者想要在尘世中采取行动，就是说，要去实践入世的禁欲主义，那么在任何有关尘世的意义问题上，他都必定会苦于一种快乐的头脑封闭状态，因为他不必为这些问题操心。故此，在加尔文宗的上帝绝对无法说明、上帝绝对远离任何人类准则、上帝的动机不可探究等等基础上，入世的禁欲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最始终如一的程度，这并非偶然。因此，入世的禁欲主义者被公认为“职业人”，他既不探询也不认为必须探询他现实的职业实践在整个尘世中的意义，对整个架构负责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上帝。在他看来，他能通过在今世的理性行动亲自执行上帝的意志，这就足够了，其中的终极意义则是不可探究的。
与此相反，默祷式的神秘主义者关注的是领悟尘世的本质意义，但他不可能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原因恰恰在于，他已经把尘世的本质意义设想为一个超越了一切经验现实的统一体。神秘主义的默祷并非总是产生于回避同社会环境的一切接触这种意义上的遁世。恰恰相反，神秘主义者也要求自己为了保持自身的恩宠状态而抗拒世俗秩序的一切压力，以此来象征那种恩宠状态的不朽性质。这样一来，神秘主义者在尘世制度架构中的地位也就变成了一种职业，但其发展方向与入世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任何职业都截然不同。(https://www.daowen.com)
禁欲主义和默祷都不会肯定尘世本身。禁欲主义者拒斥尘世生物的经验性质和道德上的无理性，拒斥尘世从道德上诱惑人们纵情感官的愉悦、享乐主义的满足和相信自然的欢乐与馈赠。但在同时，他会肯定个人在尘世制度架构中的理性能动性，肯定这是他的责任，也是确保他的恩宠状态得到证明的手段。相比之下，生活在尘世中的默祷式神秘主义者则会认为，行动——特别是在尘世制度架构中实施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诱惑，要抗拒这种诱惑，他就必须保持他的恩宠状态。
默祷式神秘主义者事实上是通过顺从尘世的制度而把自己的能动性降到最低限度，并且隐姓埋名生活在其中，可以说就像那些“地上的安静人”[106]始终做到的那样，因为神曾经一劳永逸地规定人必须生活在尘世中。默祷式神秘主义者在尘世中的能动性具有与众不同的零碎特征，带有谦卑的色彩。他不断努力，以求逃避在尘世中的能动性，以返诸神的静谧和灵性。相反，只要是在按照自身的禁欲主义类型采取行动，禁欲主义者就肯定会变成神的工具。因此，禁欲主义者的谦卑——他认为这是神的造物应尽的必要义务——就总是令人怀疑是否真正名副其实。禁欲主义者的行动产生的成果乃是神本身的成就，神起了一份作用才会有那样的行动成果，至少，该成果也是神赐福于禁欲主义者及其能动性的特殊标志。但是，对于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来说，他在尘世中的能动性可能取得的成果没有任何救赎的意义。对他来说，在尘世中保持真正的谦卑乃是他的灵魂不致最终落入尘世陷阱的惟一保证。一般来说，真正的神秘主义者越是滞留在尘世之中，他对尘世的态度就越会变得支离破碎，从而与离群索居的默祷式神秘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而后者在救赎问题上还会抱着高傲的贵族感觉。
对于禁欲主义者来说，救赎的确定性始终是在包含着意义、目的和手段并受原则与规则作用的理性行动中得到证明的。相反，作为实际拥有一种自认为适得其所的救赎状态的神秘主义者来说，这种主观状态的结果可能就是失范状态（anomism）。他的救赎并非表现在任何能动性之中，而是表现在一种主观状态及其特异品质中。他不再感到任何行为规则的束缚，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他都会确凿无疑地得到救赎。保罗曾不得不同这种神秘主义默祷的后果
进行斗争；在诸多其他背景下，抛弃行为规则都曾是神秘主义追求救赎的一个偶然结果。
此外，对于禁欲主义者来说，神的命令对人这一造物的要求，可能就是让尘世无条件地服从宗教美德的规范，实际上就是为此目的而对尘世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到那时，禁欲主义者就会从他与世隔绝的隐身之处脱颖而出，作为与尘世对立的先知在尘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他将始终要求尘世像他自己的条理性自律一样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理性秩序和纪律。这时，一个神秘主义者在与尘世的关系问题上恐怕也会处于类似的境况。他对神性的内在感悟，他在独自默祷中获得的实质性神圣救赎带来的那种缓慢而宁静的欣快感，可能会转变为一种强烈感受，即被神庄严地附了体或者拥有了神，神在他体内并通过他讲话。如果人类已经像这位神秘主义者一样在尘世——就是说，在他们的灵魂中——为神备好了栖身之地，神就会希望给人类带来永恒救赎。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将是神秘主义者会作为一个巫师出现，他会让众神与魔鬼都感到他的力量之存在。这样一来的实际结果就是，神秘主义者将会变成一个神秘教义传播者，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常见。
如果神秘主义者并未沿着这个路径成为神秘教义传播者（种种可能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他就只能用教条证明他的神的存在。这时，他对尘世的革命性说教将是千禧年式的无理性说教，而且会蔑视一切尘世的理性秩序思想。他会认为，他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宇宙论之爱的感觉，对他来说完全得其所哉，实际上他会认为这是惟一能让神接受的东西，是对人类共同体进行神秘主义更新的基础，因为只有这种感觉才具有神性来源。远离尘世的神秘主义经常会发生一种变化，就是变得以千禧年革命倾向为突出特征，16世纪的浸礼会就给人留下了这种难忘的印象。不过它也会发生相反的变化，比如约翰·利尔伯恩[107]之皈依贵格会。
如果尘世中的救赎宗教最终决定于默祷特征，那么通常的结局就是接受既定的社会结构，一种对尘世相当淡漠的接受，至少在尘世面前是谦卑的。一个陶勒式的神秘主义者在完成了白日的劳作之后，会在夜晚的默祷中寻求与神的合一，第二天一早又会带着饱满的精神状态继续进行他的日常劳作，陶勒就有这样的生动表现。同样，老子也教导说，一个在他人面前表现出谦卑和自我贬低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达到了与道合一的境界。路德教认为在今世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天堂之乐——最终的神秘合一，它的神秘主义成分（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路德教会对传播福音的外部组织的冷漠态度，也导致了路德教会的反禁欲主义性质和传统主义性质。
总之，典型的神秘主义者决非具有显著社会能动性的人，也根本不会为了取得外在成就而在条理性生活模式基础上对世俗秩序进行任何理性改造。如果真正的神秘主义产生了共同体行动，这种行动的突出特征也是无宇宙论的神秘主义之爱的感觉。因此，神秘主义发挥的这种心理影响反而会有利于共同体（gemeinschaftsbildend）的形成，不管表面上的逻辑要求如何。
东派基督教会的神秘主义概念，其核心意义就是坚信，如果基督徒的手足之爱达到了足够强烈与纯洁的程度，就必定会导向在一切问题上、甚至在教义信仰上的统一。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约翰福音》神秘主义之爱的意义上足够相亲相爱，他们就会心往一处想，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感觉具有的无理性，他们也会以某种合乎神意的休戚与共的方式采取行动。就是出于这种观念，东派教会在教义问题上才摒弃了那种一贯正确的理性权威。同样的观念也是斯拉夫人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不管在教会内部还是教会之外。这种观念的某些表现形式在古代基督教那里也很常见。穆罕默德认为可以摒弃形式上的教义权威，他的依据也是同样的观念。最后，这个观念——还要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也能说明为何早期佛教的僧侣共同体会把组织看得那么无足轻重。
反过来说，如果尘世中的救赎宗教最终决定于特别禁欲主义的倾向，那么它就始终会要求一种实用的理性主义，即在最大程度上重视理性行动本身，最大程度地重视外在生活行为的条理性系统化，最大程度地重视对尘世安排（Ordnungen）的理性改组，无论那是僧侣共同体还是神权政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