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a、占用及市场关系的主要形式
按照从第十五节开始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就技术和组织方面而言的占用模式的分类以及市场关系的分类，都是极为复杂的。但实际上，诸多理论上的可能性只有很少几种能够发挥实际的支配作用。
（1）关于农业用地：（a）家族单元的“流动”耕作，一俟地力耗尽，他们就会迁往别处。这样的土地通常是由部落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则是由邻里群体暂时或永久占用，单个家族只是暂时占用土地的使用权。
家族群体的大小可能会出现变化，从夫妻组成的单个家庭，通过扩大了的各种类型家庭群体，直到有组织的亲属群体或者更大规模的家族共同体。（一般来说，只是在涉及可耕地时，农业才是“流动性”的，场院的流动性就非常罕见，间隔时间也更长。）
（b）定居农业。耕地、草地、林地、牧场和水资源的使用权，通常都是由区域性或乡村的联合体在小家庭之间进行调整。紧邻房屋周围的庭园和土地一般都是由房主家庭直接占用；耕地、大部分草地、牧场则由乡村组织占用；林地则由更大规模的区域性群体占用。土地的再分配通常可能会根据法律进行，但总的来说并未得到系统的实施，因此一般都被废弃了。经济活动一般都根据适用于整个乡村的规则体系加以调整。这就是“原始的乡村经济”。
由扩大了的亲属群体构成一个经济单元，这只是一种例外，比如中国的情况。那里普遍采取的是一种理性化组织的形式，比如氏族联合体。
（c）伴有一个核心的领主庄园（Fronhof）及若干依附性农场（它们必须承担实物贡赋或者劳动劳务）的领主对土地的权利（Grundherrschaft）和对人身的权利（Leibherrschaft）。土地本身及劳动者由领主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和工作的权利则由农民占用。这是基于实物收益的采邑组织的简单情形。
（d）领主或财政性垄断土地的控制权，农民共同体对履行财政义务负有连带责任。这就导致了对土地的共同控制和规律性的、系统的土地再分配。因为和财政负担有关，土地便注定了要由有组织的农民共同体永久占用，而不是由单个的家族占用；后者仅仅享有使用权并且可以进行再分配。经济活动由领主或政治势力所强加的规则加以调整。这是采邑共同体或财政区共同体（Feldgemeinschaft）。
（e）不受限制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利用依附性农民作为租金收益的来源。土地由领主占用，但从事实际经济活动的是科洛尼（colini）〔47〕、分成制佃农或缴纳货币租金的租赁人。
（f）种植园。土地被自由占用并由买来的奴隶从事劳动。所有者在利用不自由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营中把他们用做营利手段。
（g）“庄园经济”（Gutswirtschaft）。土地由所有者占用，他们或者把土地租给大佃农以获取租金，或者亲自经营以获利。这两种情况下使用的都是自由劳动力，他们或者住在自己家里，或者由领主提供住所，并且——同样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从事某些农业生产，或者，在边缘状态下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所得。
（h）领主所有权（Grundherrschaft）缺席：一种由农夫（农民）占用土地的农民经济。实际上，这种占用形式可能意味着，所耕种的土地主要是继承得来的土地，或者是一些可以自由买卖的地块。前者的典型是那些散布着农庄和大规模农民业主的聚落，后者的典型则是乡村中的聚落，且规模较小。〔48〕
凡是佃农支付货币租金和农民业主能够买卖土地的地方，必定已经存在着地方性的农产品市场。
（2）在工业和运输业（包括采矿与贸易）领域：
（a）家族工业，主要是作为偶尔交换剩余产品的手段，其次才是盈利的手段。这可能包括种族间的劳动分工，因此有时就会发展出种姓职业。在这两种情况下，占用原材料、因而占用原材料的生产就是正常现象；购买原材料以及加工非自有原材料（“工资劳动”）则是附属现象。在种族间的专门化情况下，往往不存在形式上的占用。然而，一般都是按照亲属或家族群体的专有功能世袭占用收入机会，在种姓制度下则会始终如此。
（b）直接为消费者从事“特约”工艺生产：在为一个有组织的消费者群体提供劳务中形成功能的具体化。它可能是一个支配性群体（大庄园或领主的具体化），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成员身份群体（公共手艺人的具体化）。
这里不存在市场销售。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在预算基础上对功能的组织，或者在一个工厂里对劳动力的组织，比如领主的可租赁作坊。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对劳动者身份的世袭占用，然而，这种身份是可以让渡的，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一个被占用的顾客群体（消费者）。存在着以下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非常有限：（ⅰ）被占用的（形式上不自由的）劳动者，作为一种行业具体化功能的载体，可能会被用做支付给他们的所有者的收益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享有实质的自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顾客劳动（租金奴隶），尽管形式上表现为奴态；或者，他们可能会被用做不自由的家庭工艺生产者，为所有者的盈利进行生产；或者最后，作为所有者工场或作坊中的劳动者，也是为盈利进行生产。（ⅱ）也可能发展为一种为了财政目的而形成的公益性派捐式功能具体化，类似于种姓职业的类型。(https://www.daowen.com)
在采矿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形式，突出的表现是在君主或领主所有者控制的生产单元中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比如奴隶或农奴。
在内陆运输业中，通常都是由领主所有者占用运输设施［道路］作为租金收入的来源。于是，养护的劳务就被强加给指定的小农来承担。另一个可能性是由封闭的成员身份群体调整的小型商队贸易，因而商人就可能占用货物本身。
在海运业领域，（ⅰ）自己经商的大庄园主、领主或者贵族占用船只所有权；（ⅱ）合作建造船只并占用所有权，船长和船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参与贸易，小行商们则构成货主，所有各方共担风险，远航的“商队”受到严格调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贸易”也就等同于跨地区的贸易，就是说，等同于运输。
（c）自由的非农贸易。自由地为消费者生产以换取工资，或者在消费者提供的场所，或者在劳动者自己的场所。原材料通常由消费者占用，工具由劳动者占用，而占用场地和设备的则是地主（作为收入来源）或者有组织的群体（轮换使用权）。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材料和工具均由自行安排工作的劳动者占用，而场地和固定设施则属于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比如基尔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通常都是由基尔特对营利活动进行调整。
在采矿业，矿床一般都是由政治当局或者领主所有者占用，以作为租金来源，开采权则由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占用。采矿作业在行会基础上进行调整，参与工作的成员对矿主和劳动群体（Berggemeinde）承担义务，矿主关心的是租金，劳动群体关心的是收益并对前者负有连带责任。
在内陆运输业，船运行会和货运行会则会安排其成员定期轮作，并调整他们的盈利机会。
在海运领域，随处可见的典型表现则是共享船只的所有权，共同护航，行商们则是留在岸上的商人的康门达合伙人。
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诸阶段：
（a）经营者对货币资本的有效垄断，以此作为预支劳动成本的手段。与此相关联的是凭借信贷的延伸而掌握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权以及对产品的控制权，尽管在形式上是劳动者持续掌握对生产资料的占用，比如手工业和采矿业的情形；（b）在上述对市场知识从而对市场机会以及货币资本的垄断基础上占用产品的销售权。这要强加一种垄断性的行会调整制，或者以定期支付税费或提供信贷换取政治权威赋予的特权才有可能；（c）处于包出制体制依附关系中的劳动者，由于经营者提供原材料和设备而具有主观的纪律性。理性的垄断性家庭工业组织则是特例，那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利益所赋予的特权基础上或者是人力开发基础上的。因此，劳动的条件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强行调整作为让步的一部分，这使营利活动成为可能；（d）由于经营者占用全部的物质生产资料使工场得到了发展，但是没有生产过程中理性的劳动专门化。在采矿业，这还包括由单个所有者占用矿藏、巷道和设施。在运输业，船运企业会落入大所有者之手。普遍的情形就是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e）向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最后步骤则是生产和运输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它的资本核算取向。所有物质生产资料都变成了固定或流动资本；所有劳动者都变成了“手”。由于经营活动逐渐过渡成为股票持有人的联合体，经理人员本身也会遭到剥夺并且具有了形式上的“高级职员”身份。即使是所有者，实际上也成了信贷供应方（即银行）的受托人。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均可由以下事例加以说明：
1.在农业领域，类型（a）乃是普遍现象，即流动性农业。这种亚型的有效单元是大型的家族或亲属群体，不过在欧洲只是偶尔才能看得到，但在东亚、尤其在中国却屡见不鲜。类型（b）是由乡村共同体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定居农业，在欧洲和印度都很常见。类型（c）是一种必须相互承担义务的土地领主权，一直随处可见，在某些东方地区至今仍很常见。类型（d）是伴以农民对耕地进行系统再分配的土地领主权或财政权，在俄国较常见的是领主权，在印度则表现为各种地租的再分配，〔49〕在东亚、近东和埃及多为财政权。类型（e）是从小佃户那里获取租金的不受限制的领主土地所有权，爱尔兰是典型情形，但在意大利、法国南部、中国以及古代希腊化世界的东部地区也比较常见。类型（f）使用不自由劳动力的种植园，这是古代迦太基和罗马、现代殖民地以及美国南部各州的特征。类型（g）在英格兰的典型形式是“庄园经济”，那里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是分离的；在德国东部、奥地利部分地区、波兰以及俄国西部的典型形式则是所有者进行管理。最后，类型（h）则是农民拥有所有权，在法国、德国南方和西部、奥地利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在西南俄国（在某些限度内）、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和印度（的变形）都是如此。
农业组织最终采取的形式所产生的这些广泛差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经济学的解释，比如林地的开垦和灌溉区的开发这样的差别因素。特殊的历史环境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政治与财政义务和军事组织所采取的形式尤其重要。
2.在工业领域，可以给出以下类型分布的概括。我们对运输和采矿业的了解尚不足以对其做出这样的概括。
（a）第一种类型随处可见，即部落行业；（b）基于职业种姓制的组织仅仅在印度得到了普及，在其他地方只是偶有存在，且被视为不光彩的、甚至是玷污礼制的；（c）基于大庄园的工业组织可见于早期的所有王室家族，但只有在埃及才出现了最高度的发展。它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领主采邑中。公共手艺人行业的生产到处都能偶有所见，包括在西方世界，但只是在印度才发展出了一种纯粹类型。支配不自由的人身将其用做租金来源，这样的特殊情况在古代地中海沿岸比较常见。公益性派捐式的功能具体化则是古代埃及、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罗马帝国晚期的特征，在中国与印度也时有所见；（d）由行会调整的自由手工业组织可以在欧洲中世纪得到典型说明，并且只有在那里才变成了主导形式。然而，它在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特别是行会，在中国与近东得到了尤其广泛的发展。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类型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期却完全没有形成过经济组织。在印度，处在行会位置上的则是种姓制度。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第二阶段在西方世界以外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差异完全不可能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