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西方救赎的决定性差异
在东方和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各种救赎宗教类型，与主要见于西方的那些类型，其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历史差异：前者一般是在默祷中达到巅峰，后者则是在禁欲主义中达到巅峰。这种差异是不固定的，而且两者都会一再表现得兼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特性，证明了这些异质成分是可以兼容的，比如在西方的僧侣狂热虔诚中表现的那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就我们对宗教的纯经验观察来说，这一事实丝毫也不会削弱两者之间差异的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关心的是行动的后果。
在印度，耆那教僧侣实现救赎的程序就是一种禁欲主义程序，它在一种纯粹默祷的神秘主义终极目标中达到巅峰。在东亚则是佛教成了典型的救赎宗教。另一方面，在西方，撇开仅仅见于现代的若干特殊的寂静主义代表不谈，即使确凿无疑的神秘主义宗教类型，一般也会转而积极追求那些自然基本上是禁欲主义的美德。更准确地说，沿着这个方向会出现一种内在动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主要是偏向某种能动的行为类型——通常都是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类型，并会落实动机上的这种偏向。圣·伯尔纳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主义默祷状态、圣方济各的灵性、浸礼会和耶稣会信徒的默祷倾向，甚至亲岑道夫的满腔激情，都不可能阻止共同体或者个体的神秘主义者在纯粹的禁欲主义直到稀释了的默祷之间进行选择，从而更加看重其中的某种行为和通过那种行为以证明恩宠，尽管该行为在具体情况下有着很大的概念差异。所以，迈斯特·爱克哈特[108]才会最终把马大置于马利亚之上，尽管耶稣已经有言在先。〔47〕
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对品行的重视乃是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甚至在发端时期，在精灵的所有无理性超凡魅力禀赋都被视为神圣性的关键标志时，基督教的辩护者们就已经对如下问题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基督显灵和基督徒的这个神性来源同那些源自撒旦或者魔鬼的类似现象区别开来？答案是：基督教对其信徒道德观的显著影响便证明了它的神性来源。没有任何印度教徒能够提出这样的论断。
东方和西方救赎宗教之间的根本差异原因多多，但在这一点上唯需强调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1.绝对全能的超验之神概念是发祥于小亚细亚之后又被强加于西方的，它意味着神从无到有创造的这个世界有着绝对次要的造物性质。这在西方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实现救赎的系统程序都要面对这样一条道路：它永远拒绝任何自我神化，永远拒绝任何对神的纯粹神秘主义控制——至少就神这一术语的严格意义来说，因为造物不过就是造物，对造物的神化无异于渎神。神秘主义立场最终转向泛神论也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种转向始终被认为是异端。恰恰相反，救赎始终被认为具有在神面前进行道德辩护的性质，这种辩护只有通过尘世中的某种能动行为才能最终得以完成并保持效力。要想证明神秘主义救赎的真正神性品质（在神秘主义者自身的终极判断面前进行证明），也只有通过这一能动性途径才能做到。但能动性又会转而给神秘主义带来悖论和紧张，并使神秘主义者丧失与神的合一。印度的神秘主义就不是这样。在西方神秘主义者看来，尘世乃是一件被创造出来的“作品”，虽然永恒，但不是简单给定的，即使它的各种制度也并非简单给定的，这与亚洲神秘主义者的看法不同。因此，在西方，仅仅自觉地同一个至高无上的明断的事物秩序——惟一的实存——达成绝对合一，也无法得到神秘主义的救赎。另一方面，一件具有神性来源的作品，在西方则永远不会被视为可能遭到绝对屏弃的对象，一如东方的遁世特征所表现的那样。
2.东方和西方救赎的这种决定性反差，与亚洲救赎宗教作为纯知识分子宗教的性质密切相关，因为他们决不会把经验世界的“意义性”置诸脑后。在印度教徒看来，实际上存在着一条由于洞悉羯磨因果链的终极结果而直接达到彻悟、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途径。任何面临着一个绝对的悖论——完美的神创造了一个具有永恒缺陷的尘世——的宗教，都永远不可能打通这条途径。实际上，这样的宗教类型是要用理智主宰尘世，这会远离神而不是接近神。从实践观点来看，那些具有纯粹哲学基础的西方神秘主义倒是最接近亚洲的类型。
3.关于西方和东方宗教的根本差异之原因，还应当进一步考虑各种实践因素。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只有罗马化的西方才发展并保持了一种理性的律法，个中原因还有待说明。在西方，人对神的关系最终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变成了可以根据律法作出界定的隶属关系。实际上，救赎问题还可以通过律法程序得到解决，坎特伯雷的安塞姆[109]后来对这种方法作出了特殊的发展。这样一种实现救赎的律法程序是决不可能被东方宗教接受的，后者假定的是一种非人格的神性力量，或者一位不是高居尘世之上、而是置身尘世之中的神，尘世则靠羯磨因果链进行自我调整。道教的宗教教义、中国皇帝对祖宗在天之灵的信仰，尤其是亚洲人对民间神明的信仰，都不可能接受这种律法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高形式的虔诚都是采取了一种泛神论的形式，这种形式往往会成为转向默祷的实际诱因。(https://www.daowen.com)
4.实现救赎的条理性程序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理性性质，它部分源自罗马人，部分源自犹太人。尽管城市贵族对于狂欢式狄俄尼索斯礼拜忧心忡忡，但是古希腊人仍然认为迷醉具有正面价值，不管那是激烈狂欢类型的神性陶醉还是主要由节律和音乐引起的比较温和形式的精神欣快，因为它能使人意识到独一无二的神性。实际上，古希腊的统治阶层中人，在孩提时代就已经习惯于那种温和的迷醉形式了。自从重甲步兵的纪律占据支配地位以来，希腊就一直缺少一个拥有罗马公职贵族那种声望的阶层，希腊所有方面的社会关系都比较简单，封建程度较低。而在罗马，贵族们构成了一个理性的公职贵族群体，他们的范围不断扩大，像平民拥有单个家庭那样控制着所有的城邦和行省，他们不折不扣地反对舞蹈之类的迷醉现象，认为与贵族的荣誉感完全不相称，不适宜。这一点甚至在措辞上也是显而易见的：罗马人把希腊文的迷醉（ekstasis）说成了拉丁文的迷信（superstitio）。只有在最古老的祭司群体中才会上演礼拜舞，只有在古罗马祭谷祭司团体[110]中才会上演具有特殊含义的圆圈舞，而且只是远离会众关起门来跳。绝大多数罗马人都认为舞和乐不合体统，所以他们在这些艺术领域一直就缺乏创造性。罗马人对于竞技场——斯巴达人创造的用来进行系统操练的运动场所——中的裸体竞技运动也持同样的厌恶态度。罗马元老院还禁止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式礼拜。因此，征服世界的罗马军事—公职贵族群体拒斥任何类型的迷醉，拒斥一切专心致志于各自的系统程序以获得救赎的活动（这与儒家官僚对一切救赎方法论的强烈反感毫无二致），就成了完全以实际政治为取向的严格的经验理性主义的来源之一。
随着各种基督教共同体在西方的发展，它们认为这种对迷醉程序的蔑视应当成为有可能在罗马人实际统治地区出现的一切宗教的特色。罗马人的基督教共同体尤其完全自觉地秉持反对迷醉的态度。这种共同体从来都没有主动地把任何无理性成分吸收进它的宗教和文化中去，不管那是超凡魅力的先知预言还是最异乎寻常的教会音乐创新。与希腊化东方地区和科林斯共同体相比，罗马人的基督教共同体不仅没有产生出多少神学思想家，而且正如文献资料表明的那样，也没有任何圣灵的显形。尽管那里缺少神学和圣灵，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马人留给基督教会的最重要遗产——基督教那种冷静的实践理性主义，便几乎到处都在信仰的教义系统化和伦理系统化方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西方的救赎方法也是沿着同一方向发展的。按照印度或者东方的标准来看，本笃会的古老会规以及克吕尼改革运动的禁欲主义要求都是极其温和的，显然只适用于来自上流社会阶层的新手。然而，恰恰是在西方，劳动成了基督徒隐修生活方式的特有标志，成了卫生保健和禁欲主义的手段。这在西多会[111]十分朴素的条理性教规中有着最为坚定的体现。即使是苦行僧，出现在西方之后也很快就被迫效力于僧侣等级制度、被迫服务于理性目标，这与他们印度同道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些理性目标包括布道、监督异端以及系统的慈善活动（这在西方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常规活动）。最后，耶稣会还剔除了旧时禁欲主义中所有不合卫生学要求的成分，成为服务于教会的最彻底的理性纪律。这项发展显然与我们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有关。
5.西方的教会是个统一的理性组织，有一个君主般的首脑，对宗教虔诚实行集中控制，就是说，领导着西方教会的不光是一位人形的超验上帝，还有一位掌握巨大权力的地上统治者在能动地控制着臣民的生活。东亚的宗教就没有这样一个特征，部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是由于那些宗教的性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拥有强大组织的喇嘛教，也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官僚制。在亚洲，道教的教主以及中国和印度各教派的其他等级制贵族，部分是神秘教义传播者，部分是人类崇拜（anthropolatric veneration）的对象，部分是具有巫术性质的纯僧侣宗教的首领（比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只有在西方，僧侣才变成了一种理性官僚制的守纪律的军队，来世禁欲主义才越来越系统地变成了一套能动而理性的生活行为方法。
此外，也只有在西方，才会——通过禁欲主义的新教——出现进一步的发展：把理性的禁欲主义传布到尘世生活中去。尘世中的伊斯兰教苦行僧制度也培育了一种实现救赎的系统程序，但这种程序是完全以苏非教派对救赎的神秘主义追求为取向的，尽管它的表现变化多端。伊斯兰教苦行僧对救赎的追求有着印度和波斯的渊源，在不同情况下会具有狂欢特性、招魂术特性或者默祷特性，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具有我们这里所说的特定含义的“禁欲主义”特性。甚至远在波斯尼亚，苦行僧的狂欢都是印度人在发挥主导作用。苦行僧的禁欲主义不同于苦行派新教徒的禁欲主义，不是宗教的职业伦理，因为苦行僧的宗教行动与他们的世俗职业毫无关系，在他们的体系中，世俗职业与系统的救赎程序充其量也只有纯粹外在的联系。即便如此，救赎程序也有可能对一个人的职业表现产生直接影响。在同样条件下，朴素虔诚的苦行僧要比不信教的人更值得信任。同样，一个虔诚的帕西人做生意就会一帆风顺，因为他会严格遵守刻板的诚信戒律。
但是，把尘世的职业伦理与宗教救赎的保证以系统的方式整合为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体，则完全是禁欲主义新教的独到创造。此外，只有在新教的职业伦理中，尘世作为客体才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宗教意义，人们在尘世中按照一位绝对超验的神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理性表现完成义务。在尘世以获利为取向的理性、冷静、有目的的行为一旦获得圆满成功，就会被视为神赐福于这种行为的标志。入世的禁欲主义有许多特有的结果在任何其他宗教中都是看不到的。这种宗教并不要求信徒像和尚那样独身，但要回避一切性欲享乐；它不要求受穷，但要消除一切游手好闲以及对非劳动财富和收益的滥用，回避一切刺激感官的封建式财富夸耀；它不要求过那种死寂的禁欲主义寺院生活，但要有一种警醒的、理性控制下的生活模式，避免向尘世之美、向艺术、向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作出任何屈服。这种禁欲主义有着始终如一的明确目标——纪律性和条理性的行为系统。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职业人”（Berufsmensch），它的独特结果就是社会关系的理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