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影响
政治和僧侣政治实体满足自身共同需求的方式，对于私人经济活动的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通过自身的行政班子征税（而不是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仅仅出于政治和司法目的才要求个人作出劳务贡献、单纯依靠货币税运转的国家，会给一种具有理性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提供最佳的发展环境。一个通过包税制实行货币化税收的国家，则为具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但不会鼓励以市场为取向的营利活动。授予税赋的征收与分配权以作为俸饷，由于会产生一些维护现存收费与税赋来源的既得利益者，从而倾向于把经济体制定型化和传统化，这通常都会钳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个纯粹基于实物交货的政治实体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它会对生产结构形成僵硬的束缚，从而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营利性经营的角度来看，这种束缚的形式则是无理性的。
一种依靠强制性实物劳务的供给体制则会阻碍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会把劳动力充公、因而阻碍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不利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排除了能够使它得以发展的典型的预期优势。
以垄断的营利性经营作为财政供给的手段，通常都是利用可变卖为货币的实物税以及对财富施加公益性派捐义务，事实上它们全都不利于自治性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相反，它们会采取一些——从市场角度来看——无理性的财政措施，比如设定一些通过其他渠道赚钱的特权和机会，从而抑制了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某些条件下它们也会有利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
对于拥有固定资本并进行严谨的资本核算的营利性经营来说，其形式意义至关重要的是税负的可计算性。从实质上说，其重要性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式的资源利用不应加以过分沉重的负担，而这尤其意味着对市场成交量不应加诸沉重的税负。另一方面，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与任何并不试图通过公益性派捐义务直接禁止商人把货物当做商品加以利用的财政组织形式都是和谐相容的。
尽管由公共财政强加的义务之组织形式非常重要，但它并不足以完全决定经济活动的取向。虽然看上去并不存在任何这种类型的重大障碍，但理性资本主义在大范围和长时期内却没有出现重大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尽管出现了由财政体制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障碍，但资本主义却得到了大发展。看来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从实质上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经济目标为取向的。各知识学科、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另外，产生于伦理和宗教方面的某些价值观则会构成诸多障碍，限制某些地区发展出现代类型的自治性资本主义体系。而且，决不应忘记，和技术产品一样，企业与公司的形式也是必须去“发明”的。在进行历史分析时，我们只能指出某些环境因素，它们对相应的思想进程产生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前者是一种妨碍甚至阻滞思想进程的影响，后者则是一种有利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可能证明在这种事例中存在着严格的、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严格的个别事件中证明这样的因果关系。〔64〕
关于上面的最后一句陈述，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严格归纳出具体事件中的特定因果成分。因此，从原则上说，行动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65〕(https://www.daowen.com)
政治实体的组织与行政方式同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有着根本的重要性，这里暂时只能给出若干提示。
1.从历史上说，把公共税赋变成私人享有的俸禄、从而阻滞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最重要的范例就是中国。常常与此并无差别的是，把税赋赏赐给封地，这在哈里发时代以来的近东也有着同样的影响。这两种情况将在适当场合进行讨论。在印度、近东、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西方世界都可以看到包税制。然而，特别是在古代，比如在古罗马包税金融家阶层——骑士团——的发展过程中，它成了决定着资本主义获利取向模式的关键因素。但在印度和近东，它的更重要的作用是决定着财富、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和分配。
2.历史上由于公益性派捐财政组织的存在而阻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范例，就是西方古代晚期的情况。大概佛教产生之后的印度以及某些时期的中国所出现的情况也很重要。这将在后面讨论。
3.资本主义走入垄断性歧途的最重要的历史范例，是亚历山大以后的古希腊时期，尤其是托勒密的前辈们统治时期，以及近代之初的王室专卖权和垄断性特许权。这也将在后面的适当场合进行讨论。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国王——大概以拜占庭为楷模——所采取的某些举措，以及在斯图亚特王朝与长期国会的冲突中所出现的决定性斗争，就可以看做是这种发展的先声。〔66〕
以这样一种抽象方式进行的全部讨论，只是为了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一种大体准确的表述。但在转向经济活动的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所需要的条件问题之前，必须对那些非经济成分进行严格的社会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