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营利取向的主要模式
营利活动的“资本主义”取向（在合理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以资本核算为取向）可以采取多种具有质的差异的形式，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一个明确的类型：
1.通过自由交换、以持续的市场购销活动（“贸易”）中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就是说，其中并不存在形式的、至少是相当缺少实质的强制去影响任何特定交换；或者，通过资本核算、以经营中的持续性货物生产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
2.通过接受各种支付功能和创造支付手段、以不同通货的贸易与投机中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通过专业展期信贷以供消费或营利也具有同一取向。
3.以从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那里获取掠夺性利润的机会为取向，这包括以财力和物力为战争、革命或政党领袖提供资金。
4.以凭借暴力支配或政治当局所保障的权力地位而出现的持续性商业活动中的盈利机会为取向，这有两个主要的亚型：通过强迫供货或者强迫劳动、垄断贸易或者强迫贸易以经营种植园而获取殖民利润，以及在国内或殖民地外包税收、卖官鬻爵获取财政收益。
5.以与政治实体进行非常交易时的营利机会为取向。
6.以如下类型的营利机会为取向：（a）对标准化商品或证券经营的纯投机性交易；（b）承办政治实体的连续性财政业务；（c）以向投资者出售证券的形式为新的经营筹集资金；（d）资本主义经营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为了有利可图地调整行情或者谋取权力而进行的投机性融资。
类型（1）和（6）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现代西方世界所特有的。其他类型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地一直屡见不鲜，到处都有可能出现交换与货币经济（就类型2来说）以及货币金融活动（就类型3—5来说），除了个别地区和相当短暂的时期（特别是战时）以外，它们作为营利模式在西方世界并不像在古代那样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凡是保持了长期和平的广大地区，比如中国以及晚期的罗马帝国，这些类型都已走向衰微，只留下了贸易、货币兑换和贷款等资本主义的获利形式。因为，以资本主义方式筹集政治活动所需的资金，到处都是国家间争夺权力以及相应地争夺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资本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只是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才告终的。(https://www.daowen.com)
如果笔者记忆无误，这里谈到的观点先前已由J.普林格在其《从贴现政策到对金融市场的支配》（Von der Diskontpolitik zur Herrschaftüber über den Geldmarkt，Berlin，1913）中以最为清晰的方式作出了表述，此前大概只有笔者的“古代农业状况”（1909）一文提出了相近的看法［见GazSW，1924；cf 275ff.］。
只有在现代西方世界才能看到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它们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拥有固定资本和自由劳动力，有着理性的功能专门化及其结合，在资本主义经营基础上分配生产功能。换言之，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劳动力组织，就其形式关系而言是完全自愿的，是供给大规模人口需求的、占支配地位的典型模式，它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由证券所有者占用企业。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看到了以发行政府债券的形式出现的公共信贷，商业经营的“股票上市”，不定期地发行证券和融资成为理性商业经营的专门功能，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商品和证券交易，货币与资本市场，垄断性组织成为经营者货物生产、而不光是从事货物贸易的理性商业组织形式。
对这种区别需要作出说明，但不可能仅仅从经济角度作出这样的说明。类型（3）到（5）所概括的情况应当统称为“具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以后的讨论将要特别着重于说明这种区别。总的来说，也只有可能作出以下表述：
1.从一开始就能看出，那些具有政治取向，即向政治资本主义提供了营利机会的事件与进程，从经济角度——从市场机会、因而从预算单元消费需求的取向——来说都是无理性的。
2.更加清楚的是，纯投机性营利机会和单纯的消费信贷，从满足需求和货物生产这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无理性的，因为它们要决定于所有权和市场机会的偶然分配。在某些条件下，推销和融资机会也同样如此，但未必始终如此。
除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以外，币制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的证券表现出来的对经营中的共同所有权的商业化，则是现代经济秩序所独有的。这两方面的特殊性理应予以讨论，首先是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