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需求以及税收对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影响

满足需求的不同模式始终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往往会产生超出它们自身目的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相当大程度的经济调整，公益性派捐满足需求的模式尤其如此。即使并非直接导致变化，这些模式也会强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及其方向。例如，身份公益性派捐就会大大有助于社会与经济机会的“封闭”、身份群体的稳定，从而排斥私人资本的形成。此外，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公营经济或者为市场而生产来满足需求，私人资本主义也很容易受到排斥。垄断性地满足需求对私人资本主义也有影响，它既能刺激也能阻碍私人资本的形成，这取决于国家支持的垄断的特定性质。罗马帝国越来越采用身份—公益性派捐，同时也部分地诉诸公共需求的满足，从而窒息了古代资本主义。今天，由市政当局或国家开办的资本主义经营，有的改变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有的则干脆取而代之。自铁路国有化以来，德国的交易所就不再为铁路股票报价了，这一事实不仅对它们的地位、而且对财产形成的性质都有着重要意义。〔8〕如果垄断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并因国家的补助（比如德国的酿酒税）而稳定下来，私人资本主义就会遭到遏制（比如私人酿酒厂的发展）。相反，在中世纪和现代之初，贸易垄断和殖民垄断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崛起，因为在那种特定条件下，只有垄断才能为资本主义经营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但是后来，比如在17世纪的英国，这些垄断却阻碍了资本主义营利的利益，并因招致激烈反对而瓦解。故此，以税收为基础的垄断，其效果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税收和市场来满足需求，显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极而言之，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开市场（the open market）以满足行政管理的需要，包括让私人承包商征募和训练军队，并且通过货币税收确保得到任何行政手段。当然，这要以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为前提，还要有严格理性而高效的行政，就是说，需要一种官僚制。

这个前提条件对于向个人（“流动”）财产征税尤为重要，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大难题，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我们应当简要讨论一下这些难题，因为它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即使在无财产阶层占优势的地方，只要有产者能够自由退出共同体，征收私人财产税就会面临某种限度。这种流动性的程度不仅依赖于有产者在这个特定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而且依赖于财产的性质。在强制性联合体内，特别是在政治共同体内，与私人财产相比，所有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不动产的财产利用，都是不可移动的，因为前者是货币形式，而且很容易进行交易。如果有产者家庭退出了共同体，那些仍然留在其中的人就必须缴纳更多的税负；在一个依赖于市场经济、特别是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共同体内，穷人会发现自己的经济机会已被大大压缩，从而会放弃任何不顾后果向富人征税的企图，甚至会有意给予他们优惠待遇。这种情况是否能够实际发生，端赖该共同体的经济结构。在民主制的雅典，人们更看重的是如何向有产者征税，因为雅典城邦主要是靠臣民的进贡为生，在它的经济制度中，劳动力市场（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尚未决定大众的阶级状况。

在现代条件下，情况往往正相反。在今天的共同体中，掌握了权力的无财产者经常会十分谨慎地对待有产者。社会党人控制的市政当局，比如卡塔尼亚市[6]，就以高额税益吸引来一些工厂，因为社会党的普通成员更关心的是增加就业机会、改善自身阶级状况，而不是“公正”地分配财产和“公平”税收。同样，尽管在具体情况下地产主、建筑用地投机商、零售商和工匠们会产生利益冲突，但他们首先想到的则是由自身阶级状况决定的眼前利益；因此，所有类型的共同体中都会频繁出现各种形式的重商主义现象，尽管其间的变化五花八门。由于这些因素涉及其他共同体的相对权力地位，情况就更其如此，因为其他共同体也会同样关心保护税基和能够得到贷款的好运气，所以它们将被迫谨慎对待个人财产。因此，即使在穷人控制局面的地方，这种个人财产也能够指望享受重商主义之惠，至少能够免于承担公益性派捐和税负——假如多元化的共同体在相互竞争、而财产所有人又能够从中找到安身之地的话。美国就是一个范例，各州的独立主义倾向使得所有一本正经想要统一消费者利益的企图统统归于失败；较为有限但仍然有关的是一个地区各市政当局的情况，最后则是各独立地区本身。

至于其他方面，征税手段当然要看共同体内部各群体的相对权力地位以及经济制度的性质而定。越是以实物形式满足需求，就会越要采取公益性派捐手段。因此，产生于法老时代的埃及公益性派捐制度，以及效法埃及的晚期罗马公益性派捐国家的做法，都是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被征服的内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然经济，一是资本主义阶层的相对衰落，而这些阶层之所以丧失了原来的重要性，乃是因为帝国的政治与行政变革消灭了包税人，并且通过高利贷对臣民进行盘剥。

如果个人（“流动”）财产占了优势，有产者到处都会卸掉以公益性派捐满足需求的负担，并把税负转移给大众。在罗马，军役往往是根据财产状况以公益性派捐方式加以分类的，这意味着有产者公民要自我装备，然而，这样一来，武士阶层却摆脱了军役，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装备的无产者军队，在其他地方则是由雇佣军取代，他们的费用则由大众的税款负担。在中世纪，到处都是通过有息贷款、土地抵押、关税以及其他摊派，而不是通过财产税或者强制性无息借款——有产者的公益性派捐责任——来满足非常情况下的公共需求；因此，有产者得以把紧迫的公共需求用做利润和租金的来源。有时这样的做法几乎能把一个城邦的行政管理和税制变成国债债权人的工具，比如一度出现在热那亚的那种情形。

最后，在现代历史之初，投入权力斗争的各个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货币经济不断扩张，而对资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需求。结果是，那些新兴国家与大受欢迎的特权资本主义势力结下了值得纪念的联盟，这是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那个时代的政策称之为“重商主义”政策。这个用法是有道理的，尽管从古至今凡是若干政治共同体相互竞争时就会存在“重商主义”，它们为了获得私人的贷款而不断扩大税基并推动资本的形成，从而保护了个人（“流动”）财产。不过，现代历史之初的“重商主义”却有着特殊性质与特殊影响，其中原因有二：（1）相互竞争的国家及其经济制度的政治结构——这一点后面将会论及；（2）新兴的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新颖结构，这在古代都是闻所未闻的，它们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国家的保护获得利润。总之，从此以后，欧洲那些大规模的、基本上势均力敌的纯政治结构的相互竞争就产生了全球性的冲击力。众所周知，这种政治竞争一直是资本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最重要的动机之一，而这种保护主义自从那时出现以后，直到今天仍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着。如果过去500年来欧洲各国之间不存在这种特有的政治竞争与“平衡”（兰克［Ranke］早在他的处女作中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现象乃是这个时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之处），那么，与现存经济制度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现代国家贸易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就统统无法理解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