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行动的典型举措
以下是理性经济行为的典型举措：
（1）系统地分配行动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认为可望控制的当前和未来效用（这是储蓄的本质特征）。
（2）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按照所估计的各种潜在用途的相对迫切性，系统地分配可供利用的效用。
这是两种最明显的“静态”情形，在和平时期会得到高度发展，今天大都采取分配货币收入的形式。
（3）通过这种效用的生产或运输而系统地获利〔7〕，行动者本人为此而控制所有必需的生产手段。如果行动是理性的，那就会出现这种行动类型，就是说，按照行动者的估计，他对预期的行动结果的需求之迫切性超过了必需的消耗，这可能包括：（a）对必要劳动劳务的厌倦；（b）必要货物可能具有其他潜在用途，这也包括潜在替代产品及其用途的效用。这就是广义的“生产”，其中也包括运输。
（4）通过与现时的拥有者或者竞相出价者达成协议（Vergesellschaftung），系统地获取有保证的效用控制与处置权。这种控制权可以或者不可与他人共享。原因就在于这一事实：效用本身控制在他人手中，或者他人控制着获取的手段；或者第三方也想获取这些效用，从而危及行动者自身的供应。
行动者可以与现时的控制与处置权拥有者达成相应的理性联合体（Vergesellschaftung），即要么（a）按照某种秩序建立一个组织，以该秩序为取向以获取和利用这些效用，要么（b）进行交换。在第一种情况下，该组织的目的可能是对获取、使用和消费进行配给，以便限制获取者们的竞争。这时它就是一个“调整型组织”；或者它的目的可能是确立一个统一的权威，以便系统地管理过去一直容易被分散控制的效用。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一个“行政型组织”。
“交换”则是当事各方之间的利益妥协，在这种妥协进程中，货物或其他优势被转手以作为相互间的补偿。这种交换可能是出于传统，也可能出于惯例，〔8〕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就不是经济理性的；或者，也有可能，从意图和结果来看又是经济理性的。任何具有理性取向的交换都是通过妥协的手段解决以往公开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妥协中化解的利益对立，原本有可能把行动者牵扯到两种不同的冲突之中。一方面是与交换伙伴商定价格时的冲突，其典型方式就是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可能是与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当前的或者未来的对手的竞争，他们是同一个市场上的竞争者，其典型方式就是竞相喊价或发盘。
1.效用以及作为效用之源的货物或劳动，如果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能够事实上不受他人干预地、以他自己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方便的方式对它们加以利用，这就是处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Eigenverfügung），不管这种控制能力是基于法律秩序、惯例、习俗还是某种利益组合。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际上说，对这种处置权的法律保障决不是惟一具有决定性的保障，但从经验上说，今天它已经是需要物质生产手段的经济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2.如果货物仍然不可消费，其原因就可能是，虽然它们本身已是成品，但却尚未处在能被消费的地方。因此，货物的运输——这自然不同于变更了货物控制权的贸易——就可以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3.如果个人没有得到对欲求之效用的控制权，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典型因素阻止了他去强行干预他人的控制权，即无论这些因素是法律秩序、惯例、习俗、他的自我利益还是他自觉坚持的道德标准，这在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
4.在绝大多数环境下都可能存在获取的竞争。这在依靠占领获得供应时尤其重要，例如狩猎、捕鱼、伐木、放牧、垦荒。它也可能——而且最常见的是——存在于一个对局外人封闭的组织内部。于是，为限制这种竞争而确立的秩序就总是要配给供应，而且往往还会同时为了某些个人、更多的是为了某些家族的利益而保证他们占用获取的机会。所有中世纪的公地[1]和渔业联合体，对公共土地和水面的垦殖、放牧和森林采伐权的调整，阿尔卑斯山牧场的放牧权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种调整最终发展出了各种类型的土地世袭财产权。
5.凡是能够以任何方式从此人的控制下转归彼人控制、且彼人乐于为此做出补偿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交换对象。这并不仅仅限于货物和劳务，而且包括所有潜在的经济优势，例如“信誉”（goodwill），它完全是由于习俗或者自我利益的存在才存在的，不可能被强制保障；然而，这里也特别包括在某种秩序下可以被强制保障的各种优势。因此，交换对象未必只是当下存在的效用。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任何经过形式上的自愿同意、为了得到任何一种效用的回报而提供任何一种当前、持续或未来的效用作为交换，都是最广义上的“交换”。因此，这包括货物或者货币效用的周转，以交换同样货物的未来回报；也包括允许或容忍以“租金”或“工钱”作为回报使用某个对象，或者提供任何一种劳务以换取工资或薪金。最后这个情况，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今天就意味着下文第十五节所定义的“劳动者”服从于某种形式的支配，一如借和买的区别一样，这里也暂且搁置不论。
6.交换条件可能是传统的，可能是通过惯例坚持下来的、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也可能是理性的。朋友、武士、首脑、君主之间交换礼品，就是按照惯例进行的交换——比如狄俄墨得斯与格劳科斯交换甲胄[2]。具有理性取向并且受到高度控制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例如特勒-埃尔-阿马尔纳文书[3]中记载的情况。只有当双方都希望从中受益或者一方受自身的需求或他人经济权力所迫时，理性的交换才会成为可能。交换既可以服务于消费目的，也可以服务于营利目的（见下文，十一）。因此，它的取向可能是为了行动者的个人之用、也可能是为争取营利机会预作准备。在头一种情况下，它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具体情况而异，在这个意义上说，那就是无理性的。比如，家族的多余物资会按照特定家族经济的具体边际效用进行估价，有时可能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被出售，在某些情况下，偶然的欲望就可能在很高的水平上确定该物品的边际效用。因此，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交换比率是相当起伏不定的。理性的竞争只有在出现了“可在市场上销售的货物”（见下文，八）时才能得到发展，只有在货物按照营利方式被使用和售出时（见下文，十一），理性竞争才能达到极致。
7.前面第4点提到的调整型系统的干预模式并非惟一可能的模式，而只是与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方面，因为它们都是供应紧缩的直接后果。关于对销售过程的调整，见下文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