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方法论基础
1.“意义”可以分为两种。该术语首先指的是，在某个特定行动者的特定具体情况下实际存在的意义，或者是可以在某一群特定行动者中间归纳出来的平均或相近的意义；其次，它指的是从理论上构想的、被认为是假设的行动者或行动者们在某个特定行动类型中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5〕。它决不是指客观上“正确的”意义或者形而上学的“真实”意义。因此，诸如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关于行动的经验科学，与法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的教条式学科就产生了区别，后者总想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探查清楚某些“真实”而“有效”的意义。
2.从经验上说，有意义的行动，与仅仅是反应性的、并未附加主观意义的表现之间，不可能有截然分明的界线。任何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表现，其很大一部分——特别是纯粹传统性的表现——都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有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以理解的行动，在某些心理过程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另一些过程中也只有心理学家们才能辨别得出。许多神秘体验不可能用词语与人进行充分交流，那些并不敏于这类体验的人，对此也就不会充分理解。同时，实施相同行动的能力并不是进行理解的必要条件：“理解凯撒无须先成为凯撒。”“再经验”对于准确理解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该经验进行解释的绝对前提。一个过程的可理解部分和不可理解部分，往往会混杂在一起并息息相关。
3.一切对意义的解释，如同一切科学观察一样，都在力争达到观察和理解的清晰性与可证实的精确性（Evidenz）〔6〕。使理解获得确定性的基础可能在于：它是理性的，能够进一步划分出逻辑或数学的特性；或者，它是一种移情式的再体验或具有艺术鉴赏的性质。如果我们就其意向性的意义背景完全清晰而理智地把握了行动的诸要素，这时的行动显然就主要是理性的。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充分把握行动发生时的情感背景，那就可以获得移情或领悟的精确性。凡是涉及与逻辑或数学相关的命题的意义，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理性的理解，可以直接而明确地把握它们的意义。如果有人说出2×2=4这个命题，或者以推理或论证方法应用了勾股定理，或者按照公认的思维习惯“正确地”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那么，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同样，如果他以根据我们的经验而得到公认的既定事实为基础，试图采取适当手段达到某些目标，我们也会完全理解他在做什么。对这种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过程进行的解释，就理解其手段的选择而言，总会具有最大限度可验证的确定性。根据一种程度较低、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解释的目的来说却比较充分的确定性，我们也能够理解错误，包括我们自己很容易犯的那类错误，即对问题的混淆，而且，通过设身处地的自我分析也可以发现那些错误的根源。
另一方面，根据经验所看到的、体现在人的行动上的许多终极目标或价值观，往往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尽管有时我们能够理智地去把握它们。它们越是从根本上不同于我们的终极价值观，我们就越是难以通过移情方式去理解它们。我们将不得不根据具体的环境因素，满足于从纯粹理智的角度去理解这类价值观，或者在有些情况下连这一点也办不到时，就干脆把它们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然后，我们会试图寻找机会理解受它们驱动的行动，其根据是在该行动进程的不同环节上得到的近似的情感解释与理智解释。例如，那些对不同凡响的宗教品行和慈善热忱并不敏感的人们，或者厌恶极端理性主义狂热（比如对“人权”的狂热鼓吹）的人们，就会迎面碰上这些难题。
对于忧虑、愤怒、野心、羡慕、妒忌、爱情、热情、骄傲、复仇欲、孝心、忠心和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以及由它们而产生的“无理性”行为，我们越是敏于其影响，就越是能够感同身受。即使观察者本身完全不能达到这些情感所能达到的强度，他也仍然能在相当大程度上从情感角度理解它们的意义，并从理智上解释它们对行动进程和手段选择的影响。
出于类型学的科学分析目的，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受情绪左右的无理性行为要素都视为偏离了概念上的理性行动纯粹类型的成分。例如，在分析证券交易所的一场大恐慌时，最方便的做法就是首先确定：如果没有受到无理性情绪的影响，那将出现什么样的行动进程；这样就有可能把那些无理性的成分归结为对这一假定进程的偏离。同样，在分析一次政治或军事活动时，方便的做法首先是要确定：如果参与者的目标已经明确并对全局形势有了充分了解，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理性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对无理性因素偏离这种类型的情况作出因果评价。在这些情况下，建构一个纯粹理性的行动进程就可以为社会学家提供一种类型（理想类型），它的好处是清晰易懂，不会模棱两可。相形之下，也就有可能理解这样一些情况，即实际行动受到了种种无理性因素——比如情绪、错误——的影响，导致它们偏离了根据行动本应是纯粹理性的这一假设所预期的行为路线。
仅仅在这个方面并且是出于方法论的便利之原因，社会学的方法才是“理性主义的”。这个程序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解释为社会学的一种理性主义偏见，而只能被解释为方法论手段。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门心思相信人类生活中的理性因素占据着实际优势，因为，这种优势究竟有多大、甚或它究竟存不存在，无论如何都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理性主义的解释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就是一种危险。可惜，经验已经在在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
4.一切有关人的行动的科学，都必须重视在诱因、结果以及有利或不利条件的作用下缺少主观意义的过程和现象。缺少意义并不等于无生命或者非人类。对每一件人造物，比如一台机器，都只能从制造和应用该物的既定或预定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意义也许是产生于极为多样化的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考虑这种意义，这样一个对象就会始终极为费解。因此，其中明白易懂或者可以理解的地方，就是它作为手段或者目的与人的行动的关系，而行动者或行动者们对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并且据此实施行动的。只有在这样的范畴内才有可能“理解”这种对象。另一方面，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人或非人的过程或状态，凡是和预定目的无关的，都会缺少这样的意义。这就是说，如果它们不能在行动中发挥手段或目的的作用，而只是构成诱因，或者构成有利或不利的条件，它们就是缺少意义的。［荷德边界附近埃姆斯河口的］道拉湾1277年大水泛滥，作为某些相当重要的移民潮的起因，也许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人终有一死，这实际上就是从婴儿时的无以自助到老年时的无以自助之间一种有机的生命循环，它自然会由于人的行动以这些事实为取向时采取的多样化方式而具有极大的社会学重要性。另一个缺少意义的事实范畴则是某些心理或精神物理现象，诸如疲劳、上瘾、记性等等；还有在某些苦行禁欲条件下产生的某些典型的欣悦（euphoria）状态；以及每个个人在做出反应时由于反应时间、准确程度和其他方式的不同而表现出的典型差异。但是归根结底，这同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缺少意义的现象。行动者与社会学家都必定会把它们作为值得重视的依据接受下来。
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在看来是特别有意义的行动背后发现一些无解的一致性，尽管迄今为止这种研究仍无成效。比如，遗传生物学——“种族”——的体质差异，就很可能会被社会学认为是同样影响行动的既成事实，一如营养需求或衰老的作用等生理学事实对行动的影响那样。这一点也许言之有理，但条件是我们有了结论性的统计学证据来证明它们影响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承认这些要素的因果意义丝毫也不会改变社会学分析或者其他行动科学分析的特定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根据行动的主观意义去解释行动。其结果大概只能是，在某些环节上把某些无解的同一种类事实——就像已经出现的其他事实一样——导入主观上可以理解的动机复合体。（由此也许可知，某些行动的目标取向类型或某种理性程度的类型之出现频率，与头骨标志、肤色或任何其他生物遗传特征之间存在着典型的联系。）
5.“理解”也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对某个既定行为本身——包括言语表达——的主观意义进行直接的观察理解〔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直接观察就可以理解我们听到或读到的2×2=4这个定理的意义。这是对观念的直接而理性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理解通过面部表情、感叹或者无理性的动作而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的爆发。这是对无理性情感反应的直接观察理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观察方式去理解一个劈柴人或某个抓住门把手想要关门的人的行动，或者一个举枪瞄准一只动物的人的行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理解。
然而，“理解”也可能是另一种理解，即说明性的理解。一个行动者在说出或写下2×2=4这个定理时，我们可以从动机方面理解他这样做的意义，因而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恰好在此时此地这么做。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忙于清理一笔账目，或者正在做一道科学论证题，或者正在忙于其他某项工作、而这个具体行为可能是该工作的组成部分，那就可以得到对他动机的理解。这是把该行为置于一种明白易懂和比较综合的意义背景〔8〕中对动机进行的理性理解。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之外，我们还会从动机方面理解劈柴和瞄准，如果我们知道劈柴者是为了换取工资或为了他自己的烧火之需，抑或仅仅是为了消遣的话。但他也可能是在无理性地发泄一通怒火。同样，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举枪瞄准的人是作为行刑队成员在奉命执行枪决或者抗击敌人，抑或是在实施复仇（这是受情绪决定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无理性的），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动机。最后，如果我们知道一场勃然大怒乃是由于嫉妒、伤害或者侮辱（这都是受情绪决定的反应，因而都是产生于无理性的动机），我们就会从动机上理解这种愤怒。所有上述情况下的具体行为都可以纳入一个可以理解的动机形成序列，对它的理解可以被看作是对实际行为进程所做的一种说明。因此，对于一门涉及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科学来说，进行说明就需要把握意义的复杂性，这样才能使一个可以理解的行动的实际进程得到解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即使它们的过程相当情绪化，行动的主观意义——包括相关意义的综合体——也可以称之为预定的意义〔9〕。（这意味着预定一词背离了常规的用法，而通常说到预定的时候仅仅指的是有目的的理性行动）。
6.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理解都意味着解释性地把握体现在以下任一背景中的意义：（a）在历史研究中涉及的、具体个人的行动所实际预定的意义；（b）在社会学所说的群众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普遍或近似实际预定的意义；（c）适用于对某种普遍现象进行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意义。纯经济学的概念和“规律”就是这种理想类型的范例。它们表述的是，如果某个既定行动类型是严格理性的，不受错误和情绪因素的干扰，更进一步，如果它完全彻底地追求一个惟一的目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它会经历什么样的进程。在现实中，只有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严格遵循这一进程的行动，比如有时在证券交易所，而且，即使在那里，通常也只是近似于理想类型。（关于这种结构的目的，请参阅笔者的有关论述，载《社会科学文献》第19卷［参见注5］以及下面的第11小节。）
任何解释都在力求清晰和确定性，然而，一种解释本身从意义角度看上去无论显得多么清晰，它都不可能因此而宣称是具有因果效力的解释。就这个层次而言，它必定只是一种看上去特别可信的假设。首先，即使对行动者本身来说，那种“自觉的动机”也完全可能掩盖构成了其行动的真正驱动力的各种“动机”和“压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观上最诚实的自我分析，也只有一种相对的价值，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去了解、描述和分析这种动机的成因，尽管它实际上并不是行动者自觉预定的具体内容，可能根本就不是，至少并非完全是。这是对意义进行解释时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其次，在观察者看来似乎是相同或近似的行动过程，也许在实际的行动者那里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复杂动机。因此，即使对于那些表面看来非常近似的情况，我们也必须在实际上把它们理解或解释为非常不同、从意义上说大概还是直接对立的情况。（齐美尔（Simmel）在《历史哲学问题》（Probleme der Geschichts Philosophie）中给出了一些范例。）第三，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行动者往往都容易产生对立和冲突的冲动，对这一切我们都能理解。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对于相互冲突的动机的力量对比，哪怕做出接近于实际情况的估计都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往往根本没把握进行说明。只有这种冲突的实际结果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判断依据。
更一般地说，如同在所有假设的情况中一样，通过对事件的具体进程加以比较来验证主观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惜，只有在能够进心理学实验的少数特殊情况下，这种验证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准确的程度。对于那些有限的能够进行统计学描述和明确解释的群众现象，这种验证也是行得通的，尽管能够得到的近似值会大不相同。在其他情况下，则只能尽最大可能地对历史或当代事件的进程作比较，它们除了相同之处以外，在一个决定性的关节点上又是不同的，即它们与正在被研究的具体动机或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这是比较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幸的是，这里能够得到的往往只是并不确定的“理想实验”（imaginary experiment）过程，它的做法是排除动机链条上的某些要素，然后设计出可能会接踵而至的行动进程，从而得出某种因果判断。〔10〕
例如，所谓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概括，就是对特定条件下人的行动作出的清晰的理性分析，它假定在这些条件下将会出现一个纯粹理性的进程。至于实际的行动进程在多大程度上与此相吻合，那只有靠能够得到的统计学证据加以验证，要看有多少被贬了值的货币单位实际退出了流通。这样的信息就有助于我们的论证具有高度的精确性。首先要了解经验事实，然后才能形成概括阐释；但是，如果缺少这种富有成效的解释，我们理解因果关系的需要显然就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证明这里所假设的、理论上也很充分的解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某个实际的行动进程，那么，一个“法则”无论在理论上多么完备，对于理解现实世界中的行动都是毫无价值的。在这个例子中，对动机的理论解释以及对这种解释的经验验证具有完全令人满意的一致性，而且还有无数事例足以使人认为验证是确凿可靠的。不过也可以看看另一个范例，即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独辟蹊径提出的理论——马拉松（Marathon）、萨拉米斯（Salamis）、普拉蒂亚（platea）等战役同希腊文明（因而总起来说也是西方文明）文化特质的发展有着重大因果关系。〔11〕这是出于对某些象征性事实的有意义解释，这些事实都与希腊神谕宣示所和预言家们对待波斯人的态度有关。这一点只能通过参照波斯人——像在耶路撒冷、埃及和小亚细亚那样——获得胜利时的所作所为来进行直接验证，但即使这样的验证，在很多方面也必定还是不能令人满意，这样就必须倚重于该假设具有的高度理性的表面可信性。对于这样的情况，进行有条理的验证毕竟还是可能的；然而，很多似乎是高度可信的历史解释，连作出这样一种验证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这种解释最终必定仍是一个假设而已。
7.一个动机乃是主观意义的复合体，在行动者本人或观察者看来，它就是当下行为的充分依据。对一个前后连贯的行为进程做出解释，是“主观上充分的”（或者“意义上充分的”〔12〕），因为我们是在按照我们习惯的思维和情感模式认为，该进程中相互关联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更常见的说法是“正确的”）意义复合体。而按照从经验中得出的确凿概括对一系列事件进行的解释，又可以叫做因果上充分的解释，因为，这些事件很有可能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式实际发生。这样，按照我们通用的计算或思维规范去判断一个算术题是否得出了正确答案，就是意义上充分的范例。另一方面，对同一现象进行因果上充分的解释，则会涉及统计学的概率，即按照从经验中得出的经过验证的概括，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也要适用公认的规范，但却包括考虑典型的错误或者典型的混淆。因此，因果说明有赖于我们能够确定存在着这样一种概率，它也许只是在很少见的理想情况下才能用数字加以表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总是可以计算的，即某个可以观察到的既定事件（显性的或主观的）将会接踵而至或者伴随出现另一个事件。(https://www.daowen.com)
对一个具体行动进程做出正确的因果解释，需要等到正确认识了显性的行动与动机、同时它们相互关联的意义也变得能被理解了之后。对典型行动做出了正确的因果解释，意味着那个被称为典型行动的过程已经在意义层面上被充分把握，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因果上充分的解释。不管我们论及的是显性的还是主观的过程，如果缺少充分的意义，那么无论有多么高度的一致性，也无论其概率能够在数字上得到多么精确的认定，它都仍然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统计学概率。另一方面，即使在意义层面上最完备的充分性具有社会学角度来看的因果重要性，那也只是提供了某种证据证明了一种概率〔13〕的存在，即行动在事实上通常会采取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进程。就此而言，必定会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测定的接近于平均或纯粹类型的频率。
统计学上的一致性构成了可以理解的行动类型，因而也构成了社会学的概括，但条件必须是，它们被认为表明了一个社会行动进程的可以理解的主观意义。反过来说，阐述一个主观上可以理解的行动的理性进程，只有在相当大程度上接近于经验观察时，才能构成社会学的经验过程类型。这决不是说，出现一个显性行动的既定进程的可能性总是与主观解释的清晰程度成正比。只有实际经验才能证明一个特定情况究竟是否如此。正是在同样意义上说，就像存在着对有意义现象的统计一样，也存在着缺少主观意义的过程统计，比如死亡率、疲劳现象、机器功率、降雨量等等。但只有在现象是有意义的现象时，我们才说那是社会学的统计，比如犯罪率、职业分类、价格统计、农作物面积统计等等。不言而喻，与这两种成分都有关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收成统计。
8.因为不是“可以理解的”而似乎在这里不便称作社会学现象或者社会学的一致性的那些过程和一致性，自然并不因此而不那么重要。即使对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学而言，也是如此，它只是局限于主观上可以理解的现象——一种无意强加给其他任何人的用法。然而重要的是，这类现象完全是以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方法被看待的，它们变成了行动的条件、诱因、促进或阻碍因素。
9.就主观上可以理解的行为之取向这个意义所说的行动，仅仅是作为一个或多个个人的行为而存在的。对于其他的认识目的来说，例如把单个的个人视为细胞的集合体，或者生物化学反应的复合体，或者把他的精神生活看作各种不同要素的组合体，可能是有益的或必要的，不过这要加以说明。毫无疑问，这会得到对因果关系的宝贵认识。但是这些要素的表现，正如这类一致性所表明的，并不是主观上可以理解的。在精神要素方面的确如此，因为越是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精确阐述它们，就越是不容易做到主观上的理解。这永远不是对主观意义的求解之途。恰恰相反，对于这里所说的社会学以及对于历史学来说，认识的对象正是行动的主观意义复合体。比如细胞那样的生理实体本身，或其他任何心理要素，其表现至少在原则上说是可以观察的，并且可以尝试从这种观察当中得出一些规律性，进而可以尝试借助它们对个别现象进行因果说明，就是说，把这些个别现象纳入规律之中。然而，对行动的主观理解，正如去理解不能进行主观解释的其他现象一样，同样要考虑这样的事实与规律类型。（例如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的事实，心理病理学中那些没有主观意义的方面，或者工艺规程中的自然环境，就的确是如此。）
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一些——比如法学的——认识目的或者对于实践的目的来说，把一些社会的集合体（如国家、社团、公司、基金会）视为一些个体的人，也许是便利的，甚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或者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动的实施者。然而，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对行动进行主观解释，这些集合体就必须被看作仅仅是对具体个人的具体行为加以组织的结果与模式，因为它们只能被视为是在代理一个主观上可以理解的行动的进程。但是，社会学家不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忽视这些产生于其他学科的集体概念，因为对行动的主观解释与这些概念至少有着三个重要关系。首先，为了获得易于理解的术语，往往不得不使用一些十分近似的集体概念，实际上是经常使用同一些说法。例如，作为法律用语和日常用语的“国家”，都是既指国家这一法律概念，也指与国家法律规则有关的社会行动现象。然而，对于社会学的目的来说，构成“国家”现象的要素并不是必然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与法律分析有关，而且对于社会学的目的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能动的”集体人格这种事情。相反，在社会学背景中谈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公司、一个家族、一个军团或者某些类似的集体，指的仅仅是某些具体个人的实际的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发展过程，借用法律概念则是因为它的精确性和它得到公认的一般用法，但要赋予某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其次，对行动的主观解释必须考虑到一个基本的重要事实：那些出现在常识性思维方式以及法律及其他技术性思维方式中的集合体概念，在每个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种意义，部分是表示某种事物的实际存在，部分则是表示某种事物合乎标准权威。不唯法官或官员，即使普通人也同样如此。因此，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使他们的行动以此为取向，而这些观念对于现实中的个人的行动进程则具有强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因果影响。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包含着规范性的命令或禁令。例如，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正是作为具体个人之间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其重要方面之一就在于这一事实：不同个人的行动都会以这样的信念为取向——国家存在着，或者国家应该存在，因而它的法令法规在法律意义上都是有效的。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如果社会学术语的目的只是要完全取消这类措辞并用新造的词语取而代之，尽管极为迂腐和不着边际，本来也还是可能的；尽管“国家”一词通常不仅用来表达法律概念、而且还指涉现实的行动过程，取消它也还是有可能的。但在上面所说的重要背景下，要想这样做当然就不可能了。
第三，所谓“有机”社会学学派的方法［经典范例是舍夫勒（Schäffle）的杰作《社会躯体的构造与生活》（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试图把个人在其中活动的“整体”作为出发点，以此来理解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这样来解释个人的行动和表现，有些像生理学家看待一个人体器官在一个生物体“系统”中的作用一样，这是从后者的存续角度看问题。（请对照一下一位著名生理学家的一段名言：“第10节：脾脏。关于脾脏，我们还一无所知。先生们，关于脾脏就讲这么多！”当然，他对脾脏实际上所知甚多：位置、大小、形状等等；但是他不能说明其功能，而他把这个“不能”称为“一无所知”。）其他学科对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之功能分析模式有多大程度的确定性，这里不予讨论，但是众所周知，对生物体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分析模式，原则上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对于社会学分析的目的而言，有两个事情可说。首先，这种功能性的参照框架很便于实用性说明和临时定位的目的，在这些方面它不仅有益，而且必不可少。但同时，如果高估它的认识价值、把它的概念错误地加以“具体化”，〔14〕可能就是极为有害的。其次，为了说明一个特定现象，重要的是确定什么样的社会行动过程应当加以理解，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它就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但这仅仅是此处所理解的社会学分析的开端。对于社会集合体的情况，与有机体恰恰相反，我们并不仅仅是能够证明功能上的相互关联和一致性，而且还能做到某些在自然科学领域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对组成集合体的个人的行动作出主观理解。但是自然科学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只能限于阐述对象和事件的因果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说明具体事实。我们并不能“理解”细胞的表现，只能观察相应的功能关系并根据这种观察去进行概括。解释性的理解当然不同于从外部进行观察，它能做到更有成效地进行说明，然而代价却是，它的成果当中有着更多的假设和片面性。不过，主观理解正是社会学认识的特殊性所在。
试图讨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主观上理解或不能理解动物的表现，这大概就离题太远了；在这里，“理解”一词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恐怕都是极成问题的。不过就理解而论，倒也有可能在理论上阐明一种人与（家养和野生）动物之间关系的社会学。因此，很多动物都能“理解”命令、愤怒、喜爱、敌意并能对其作出反应，且在很多情况下显然决不只是纯粹的本能和机械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说，那是自觉的、有意义的，并且受到了经验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多大能力去想像原始人的感情。我们也没有可靠的手段来确定动物的主观心态，即使有这样的手段也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众所周知，动物心理学问题无论多么饶有趣味，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动物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一夫一妻和多配偶的“家庭”、畜群、兽群、最后还有在功能上分工的“国家”。（然而，这种动物社会中的功能差异，绝不完全是各个种群的器官或形态差异程度问题。因此，白蚁当中的功能差异及其社会活动的产物，比蜜蜂和蚂蚁的差异都要大得多。）在这个领域，至少就目前来说，不言而喻，纯粹的功能观察往往是能够得到的最佳视角了，研究者们肯定也会以此为满足。这样就有可能去研究各个动物种群的求生方式，即社会单元的营养、防御、繁殖以及重建方式。作为这些功能的主要载体，不同类型的个体就可以区分出来了：“蜂王”、“蜂后”、“工蜂”、“兵蜂”、“雄蜂”、“雌蜂”、“代蜂后”等等。除此以外，在很长时间内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去推测或者尝试着确定一方面是遗传、另一方面是环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社会”倾向的发展。这在葛特（Götte）与魏斯曼（Weismann）之间的争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15〕后者在Die Allmacht der Naturzuch-tung里的概念主要就是建立在完全非经验的推论基础上的。不过，所有严肃的权威人士自然都会同意，功能分析的这种局限性完全是我们目前的无知所致，而且希望这是暂时的。［例如关于白蚁研究的现状，见卡尔·埃舍里希（Karl Escherich）的研究成果，Die Termitenoder weissen Ameisen，1909年出版。］
研究者们想要理解的不仅是这些分化出来的不同类型相对明显的存活功能，而且还想理解遗传论的不同变体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想说明这些分化是如何生成的问题。此外，他们还想知道，首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仍然中性的、没有分化的物种类型产生了最初的专门类型的分化。其次，重要的大概是要了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典型情况下分化出来的个体形成了这样的表现方式——它们实际上都有益于这个有机化群体的存活价值。无论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工作想在哪里取得进展，都要对化学刺激或生理过程（营养状态、寄生性阉割等等）在单独有机体上的作用之概率或可能性进行实验论证。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望通过实验手段来证明存在着“主观的”和“有意义的”取向，今天甚至连专家也不敢说。通过有意义的理解而对这些社会性动物的心态形成一种可以验证的概念，哪怕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似乎也只有在很低的限度内才有可能达到。无论如何，几乎无法期望从那里获得对人的社会行动的理解，恰恰相反，能够做到的必定只是继续用人类心理在动物心理学领域进行类推。也许最有可能的希望是，这种类推有朝一日会有助于我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它们可以揭示与那些通常易于进行主观解释的因素、特别是与那些自觉的理性行动的作用相比较而言的机械与本能因素在人的社会分化早期阶段的相对作用。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彻底明白这一事实乃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人类的早期发展阶段，那些易于进行主观解释的因素也有着十分突出的作用，甚至到了后来的发展阶段，也必须重视它们与其他因素那种持续不断的决定性的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所有“传统”行动以及超凡魅力的诸多方面则尤其如此，它们包含着某些心理“感染”类型的萌芽，因而能够促成新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些行动类型非常接近于这样的现象：它们只有从生物学角度才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主观动机角度才是可以解释的，但仅仅是片断的。然而，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让社会学免于承担这样的责任：充分意识到它所宥于的狭窄局限，去完成需要它独自完成的工作。
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1878—1950）的各种著作往往充满了启发性的观念，尽管他也为了偶尔的误人视听、首先是为了那些建立在纯粹价值判断基础上的争论而愧疚——因为价值判断在经验研究中是没有地位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正确判断，这是任何抱有严肃态度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即突出强调了功能观点作为首要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普遍适用的方法”。确实，我们必须了解，对于“生存”、更多的是对于保持一种文化类型和相应的社会行动模式的连续性来说，哪种行动在功能上乃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才能去问这种行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决定了该行动的动机是什么。必须首先知道一个“国王”、一个“官员”、一个“经营者”、一个“老皮条”、一个“巫师”是干什么的，就是说，必须首先知道哪种典型的行动——这理所当然地要把某个个人归入这些范畴之一——对于一项分析是重要的与相关的，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这种分析。［这就是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wertbezogenheit）想要说的意思。］但正是这种分析本身，才能够对不同类型的人类（而且只有人类）个体的行为达成社会学理解，从而构成特有的社会学功能。如果认为“个人主义的”方法可以是任何能够想像的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体系，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避免这种错误非常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避免这一相关的错误——把社会学概念总要假设某种理性主义特征这一不可避免的倾向，误认为就是相信理性动机占主导地位，甚或是对理性主义的积极评价。即使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也同样是“个人主义的”，就是说，单个人——在那里所看到的官员类型——的行动也像边际效应理论（或者“更好的”、但在这方面是相近的理论）所分析的自由交换制度下的情况一样。现实的经验社会学研究总是这样开始提出问题的：是什么动机决定了并引导着这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单个成员和参与者以某种方式行事，从而首先使该共同体得以产生、然后又继续存在的？任何由整体到局部的功能分析方式都不过是为这种研究做了初步的准备，如果运用得当，其效应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10.人们习惯于把各种社会学的概括称之为“法则”，比如“格雷欣法则”。事实上，它们都是通过对以下现象进行观察而得到证实的典型的概率——在既定条件下将会出现预期的社会行动进程，而就行动者的典型动机和典型主观意图来说，这个进程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概括之可以理解和明确无误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因为典型观察下的行动进程可以从它对目标的纯粹理性的追求角度去加以理解，或者出于方法论的便利而富有启发性地使用一种理论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验，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显然就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手段的选择“不可避免”之处。这时就有理由断言，如果行动是严格理性的，那就不可能再出现其他进程，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已经明确规定了行动者的目的，没有其他手段能够使他们达到这些目的。这就恰好证明了，把任何心理学看作对行动进行社会学解释的根本基础是多么大谬不然。当然了，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心理学这一术语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含义。出于某些十分特殊的方法论目的，这种试图遵循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说类型对“生理”和“心理”现象作出了区分，这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学科——至少就此处谈到的学科——看来是完全陌生的。一种顺理成章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心理学研究类型，也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其成果对于社会学问题都会具有显著意义，实际上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但是，利用心理学的成果，完全不同于根据其主观意义对人的表现进行的研究。因此，在综合分析的层面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并不比其他任何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密切。错误的根源在于“心理的”这个概念。据认为，凡不是“生理的”现象，按照事实来说就是“心理的”现象。但是，某个人进行的一道数学推理，其意义并不在于相应的“心理”意义。同样，某个既定的行动进程的结果是将会还是不会促进某些特定的兴趣，一个行动者对此的理性考虑和做出的相应决定，丝毫也不会由于经过了“心理学的”考虑而变得更易于理解。但是，社会学——包括国民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法则，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些理性假设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在从社会学角度说明行动的无理性时，那种应用主观理解方法的心理学类型，无疑能够做出决定性的重要贡献。但这不会改变方法论的基本格局。
11.社会学力求阐明类型概念并概括出经验过程的一致性，我们认为这一点乃是理所当然。这与历史学不同，后者是要对具体行动、结构与人格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作出因果分析和说明。作为社会学概念基础的经验素材，同样需要涉及历史学家处理的、范围十分广泛的具体行动过程，尽管其范围决不仅限于此。阐述社会学概念和进行概括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社会学能够为说明某些重大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因果关系作出贡献。正如任何一种进行综合归纳的科学一样，社会学概念的抽象性质应当归因于这一事实：和实际的历史现实相比，社会学概念相对来说就缺少具体内容的充实。为弥补这种不足，社会学分析可以赋予概念更高的精确性，而获得这种精确性的途径就是在意义层面上达到最大可能的充分程度。已经再三强调过了，那些阐述理性过程的概念与概括，就能够特别高度地实现这一目标。但是，社会学还试图把各种无理性现象——比如预言式的、神秘主义的以及情绪化的行动模式——也囊括在它的研究范畴之内，从意义充分的理论概念角度加以阐述。对于一切理性或无理性的情况，社会学分析都是从现实中进行抽象，同时又帮助我们去理解现实，从中揭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一个或多个概念加以归纳说明。例如，同一个历史现象，在某个方面可能是封建制的，另一个方面可能是家产制的，在这个方面是官僚制的，在那个方面又是超凡魅力型的。为了给这些术语一个精确的意义，社会学家必须阐明与各种行动方式相应的纯粹理想类型，条件是，这些行动由于在意义层面上是全面充分的，因而包含着最大可能的逻辑整合度。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或许就很难看到有什么实际现象能够与这些按照理想状态构建出来的纯粹类型正相吻合。这种情况就像在谈论一种按照绝对真空的假设推算出来的生理反应。只有从理想类型或者纯粹类型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理论分化［决疑术（kasuistik）］才是可能的。另外，不言而喻，为求便利起见，社会学家会不时应用具有经验统计特征的一般类型，这样的概念无需进行方法论讨论。然而，一旦涉及我们这里所说的“典型”事例，除非另有说明，这个术语就总会被理解为具有理想类型的意义，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看它们是理性的还是无理性的（因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它们都是理性的），但无论如何总是按照意义层面上是充分的这一观点去构想的。
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在社会学领域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仅仅在涉及始终是同质但程度有别的行动时，才能在相对精确的程度上阐明一般状态，从而阐明一般类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或社会学所认为的重要行动，其动机却是异质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谈论真正意义上的“一般”。例如经济学理论所使用的社会行动理想类型，就是不现实的或者抽象的，因为它们总是在问，如果是纯粹理性的或者仅仅以经济目的为取向，那将发生一个什么样的行动进程。这样做有助于理解并非纯粹受经济因素决定但却受到传统约束以及情绪、错误、非经济目的或意图侵扰的行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首先，要对具体情况或者某一类情况的一般状态进行分析，以确定经济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和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该行动的发生；其次，排除事件的实际过程和理想类型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容易地分析实际存在的非经济动机。使用一种神秘主义取向的理想类型，其步骤也非常相近，因为，作为分析行动者与日常生活——例如与政治或经济事务——的关系之手段，它对世俗事物抱有一种恰如其分的冷漠态度。理想类型越是构建得明晰和精确，在这个意义上说就越抽象、越不现实，因而也就越能在阐述术语、分类和假设方面发挥作用。在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的因果说明时，历史学家实质上也会采取同样的步骤。因此，为了说明1866年战争，就必须去假想双方已经完全知己知彼的毛奇与贝内德克[2]将会分别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对实际的行动进程加以比较，并对所观察到的、由于情报错误、战略错误、逻辑错误、个人禀性或者战略以外的考虑而出现的偏差做出因果说明。即使没有明说，这里采用的也仍然是一种关于理性行动的理想类型。
不仅从客观角度、而且从适用于主观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理论概念都是一些理想类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行动都是发生在其主观意义处于模糊的半意识、或者实际上无意识的状态中，行动者更有可能是在模模糊糊的意义上“知道”它，而并不“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或者对它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他的行动多数都是受本能的驱使或者习惯使然。只是在偶尔的、并且涉及大量同一行动的情况下，往往也只有少数个人对于行动的主观意义——无论理性的还是无理性的——产生明确的意识。其意义是完全自觉和明确的有意义行动的理想类型，只能是一种边缘情况。在分析经验事实的时候，任何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学家通过对可能的主观意义类型进行分类而把他的概念加以系统化。就是说，他可以进行推理，仿佛行动实际上是在明确自觉的意义基础上发生的一样。每当处理具体层面的问题时，则必须不断记住概念与具体事实之间的距离，必须细心研究两者在程度和种类上的偏差。这往往需要在清晰的术语之间或在不清晰的术语之间进行选择。诚然，那些清晰的术语有着理想类型的抽象性，但它们对于科学目的来说仍然是可取的。［关于所有这些问题，请参阅《社会科学文献》第19卷，同上（参阅上文（原文）第4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