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若干形态

对于那些并不关心计算的共同体或联合体劳动组织来说，进行共产主义的安排并不是基于用什么手段才能获得最佳供给这样的考虑，毋宁说是基于休戚与共的直接感受。因此，到现在为止，它们的历史始终就是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价值观所具有的主要是一种非经济的性质。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建立在传统和情感基础上的家族共产主义；（2）军队同袍们的军事共产主义；（3）建立在宗教共同体的仁爱与慈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

第（2）、（3）项情形主要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情感或超凡魅力的基础。然而，它们始终会（a）与它们所处环境中那些理性的或传统的、经济上专门化了的组织发生直接冲突；这些共产主义群体要么会亲自参加劳动，要么则相反，纯粹指望赞助者的资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b）它们也许会组成一个享有特权者的预算组织，统治着被排除出该组织的其他家族单元，并以后者的自愿供奉或公益性派捐为生。（c）最后，它们是一些消费者家族单元，有别于任何营利性经营，但从这些经营中获取收益，因而与之有一种联合体关系。

第一种资助模式（a）的典型是那些基于宗教信仰或某种世界观的共同体，比如遁世的或者从事共同劳动的僧侣共同体，教派群体，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

第二种模式（b）的典型是那些依靠某种完全的或片面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军事群体，比如许多原始社会中的“男人之家”、斯巴达人的共餐制（syssitia）、利古里亚的海盗集团、哈里发奥玛尔的仆从、所有时代的军队在消费和征用时的共产主义。在那些威权主义的宗教群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事态，比如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托钵僧共同体。(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种模式（c）的典型是市场经济中的家族（family household）。

在这些共同体内部，乐于劳动和不加计算的消费乃是它们非经济观念的特有结果。军事和宗教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与日常的俗世相疏离并与之冲突的情感基础上的。旨在建立共产主义群众组织的现代共产主义运动，所依赖的是对其信徒的“价值理性”吁求，以及它们的［对外］宣传中出于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的论据。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会根据特别理性的考虑、根据和日常的平凡世界（Alltag〔51〕）有关的考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与那些军事和宗教共同体相反。它们在日常环境中获得成功的前景就要依赖于完全不同的主观条件，而不是依赖于那些以异常活动、来世的价值观或者其他主要是非经济的考虑为取向的群体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