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与社会》的编译
《经济与社会》的可读性问题，一直广泛存在某些误解。这些误解部分与原稿有关，部分则与译文有关。首先必须指出，韦伯的行文可谓清晰精到。他的文字比他的多数同道——包括松巴特、滕尼斯、特勒尔奇以及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明朗得多，更不要说与那时众多的“平庸”教授相比了。韦伯没有因循德国哲思散文那种通常都会使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感到十分晦涩的幽暗深奥的传统。鉴于《经济与社会》的绝大多数篇什都是未经修订的初稿，亦足见韦伯的系统阐述能力之非同寻常。不过也还是有些难点：
（1）由于第二部分是以极高的效率写就，体例的编排和审慎的剪辑或许对读者有所助益，但也有可能不合整体编辑的要求。
（2）韦伯从未写过一部精制之作。他的大量著作都是围绕中心问题写出的长篇研究论文。《经济与社会》是惟一一部为更大范围读者群着想的著作，但却从未到达书面定稿形式的阶段；此外，韦伯并不打算使它仅仅成为一个入门教程的捷径或者对19世纪大行其道的文化悲观主义的精致研究。
（3）韦伯大量使用引号作为一种保持距离的手段，以此表示他使用某些常见的说法或者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或者是赋予了新的含义，或者就是一种冷嘲热讽。这个习惯是他关心术语精确性的反映，但也不时会造成一些阅读理解障碍。译文中将比较节制地使用引号。
（4）韦伯很注意不让他的句子把话说满，所以频频使用“大概”、“或多或少”、“总的来说”、“一般而言”、“经常但并不总是”等等说法。这反映了进行历史概括以及确认某个特定原因时的困难。韦伯的谨慎感变成了一种文体风格癖。
与《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类似，韦伯的著作都是根据几乎难以辨认手迹的书面遗作加以编辑的。《经济与社会》的早期版本含有数以百计的解读和识别错误。这使许多段落的含义遭到曲解甚至彻底破坏已有35年之久，并对翻译原著造成了显而易见的不利影响。在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之后，约翰内斯·温克尔曼于1956年出版了校勘修订（第四）版。在密切合作的过程中，温克尔曼与英文编者决定进一步改动多处用词、句式、名称和日期，这已经被吸收进1964年的德文平装版。计划中的第五版将保留所有这些改动，但要在这个英译本中逐一明列就太过累赘，故从略。德文的选定版除了温克尔曼编辑的国家社会学以外几与这个英文版无异。〔126〕不过，德英两个版本的各章副标题有所不同。手稿没有副标题，看来只有法律社会学是个副标题，但这一章却没有大标题。早期的各个版本都有各章的内容撮要，但往往与下面的章节标题不符。温克尔曼对此进行了大范围修订。英译本编者根据具体情况作了安排，并在文本中使用了副标题以改进它的可读性。(https://www.daowen.com)
对文本的系统校核需要相当可观的文献研究，凡是没有订正或注解之处，就意味着没有找到文献出处。现有译本的修订已被证明就像重新翻译一样耗时费力，因为，一旦看上去是遵循原著文本、术语和文体（最后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所必需，就要逐句对照德文文本加以改动。韦伯对德语文法的精湛运用，使得句式结构比英语中可用的结构更加复杂。因此，韦伯的确没有经过“流程化”（“steamlining”）的加工改进，他谨慎平衡、适得其所的句子也没有被破解为一系列线性结构。英译本不可避免会有比较线性的处理方式，但我们的意图是保持、某些情况下则是恢复韦伯的结构。不过，多数情况下，实效性考虑都会胜过文体的考虑，无论是修订以前的译本还是我们自己的译文，莫不如此。
绝大多数学术翻译的任务，都意味着讲求平凡的精确性，而不是美学消遣。学术翻译理应协同工作。个人“英雄主义”必然会受制于任何一位单独译者的局限性，帕森斯、菲朔夫与科勒加尔都是如此。某些英译始终都是由两个人进行，每人都熟悉对方的语言。然而，这种安排不可能减轻第一译者的负担。我们的翻译还得助于对母语的双重通晓，这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补充阅读并防止过早地收尾。对现有译文的修订也具有补充阅读的性质，算是得助于后见之明。然而，理想的翻译还需要一位第三人：译文语言的风格批评家。但是我们缺少这样一位第三人。
艾弗里特·休斯曾经谈到，作为原则问题，一部著作只应从整体上着眼进行翻译。每一个片段翻译往往都会削减出版这个整体的吸引力。这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偶然性思想后果。美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韦伯著作无序翻译的影响。例如，格特与米尔斯的译本就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支配社会学是以官僚制与超凡魅力的对比为核心的。帕森斯的译本只有第一部分，则必定会削减这部著作的历史维度，并导致有些读者相信，韦伯并没有把他的诸范畴探究到底。〔127〕韦伯的情况远不是个例外。近些年来迪尔凯姆和尼采著作的翻译也产生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扭曲性后果。
如果没有基金会与机构锲而不舍的支持，迫切需要的学术翻译绝大多数就不可能完成。这种支持严重不足，是因为翻译及编辑在社会科学中属于重要性最被低估的工作。但是，只要社会学家们还在继续依靠社会学传统，对翻译的需求就将一如既往。此外，在一个世界性的比较研究时代，如果社会科学家没有适当的翻译帮助和更好的语言训练，那么语言难题就会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