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贱民理智主义的宗教影响

通常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处境比较优越的那些阶级，特别是贵族、食息者、官员以及教会、寺院、高等教育机构的俸饷收入者等等，他们的哲学理智主义决不是惟一的理智主义，而且对于宗教的发展来说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理智主义。因为，任何地方都还有一种半无产阶级（proletaroid）的理智主义，它以各种过渡形式同贵族的理智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它那种独特的态度在性质上与后者不同。这个阶级的成员都是处在最低生活标准边缘的人，其中包括：通常只受过被认为是劣等教育的小胥吏和微薄俸禄的收入者；在书写成了一个专门职业的时代却并非特权阶层成员的书吏；各类初级小学的教师；行吟诗人、说书人、朗诵人；以及各种自由职业的半无产阶级从业者。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把非特权（“负面特权”）阶层中通过自修成为知识分子的人纳入这个范畴，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东欧的俄国半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西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另外，也许还应把一些背景迥异的群体纳入这个总的范畴，比如直到19世纪上半叶仍然熟谙《圣经》知识的荷兰农民，17世纪英格兰的小资产阶级清教徒，以及所有时代和民族中那些满怀宗教热忱的手工业者。尤其应当包括进来的则是具有经典表现的犹太俗众——法利赛人、哈西德派[82]以及每天都在研习律法的无数虔诚的犹太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半无产阶级的微薄俸禄收入者、俄国的农民以及或多或少处于流动状态的平民百姓中出现的那种贱民理智主义，其强度都是产生于这一事实：这些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低端或者干脆被排除在外的群体，一定程度上就是站在了社会常规的阿基米德支点上，无论就外部秩序还是就公共舆论而言，都是如此。由于这些群体并不受社会习俗的束缚，因而能够对宇宙的意义产生一种原创性的态度；由于他们并不受任何物质考虑的掣肘，因而能够产生强烈的伦理和宗教情感。如果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就像进行宗教自我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一样，他们的宗教需求往往也会采取道德严格主义形式或者神秘主义形式。手工艺人的理智主义则处在［贱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理智主义］两者之间，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四处漫游的手工艺人特别具有传教的资格。

就目前所知，在东亚和印度，贱民的理智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理智主义亦复如此。后者需要一种城市市民的共同情感，但是那里并不存在。另外，两者也都没有摆脱巫术的束缚，而这种解脱乃是它们的共同前提。实际上，即使产生于下等种姓的宗教形式，也是采用了婆罗门的《伽泰》。在中国也是这样，那里并不存在独立于儒家教育的非官方理智主义。儒教就是“贵”人（德沃夏克将该词准确地译为“君子”〔37〕）伦理。显而易见，儒教完全是一种身份伦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套适用于显贵阶层的系统化礼制，这个阶层的成员都具有文学素养。就目前所知，古代黎凡特[83]与埃及地区的情况也并无不同，那里书吏们的理智主义也会导致伦理和宗教反省，但它完全属于这样的类型：虽然有时表现出去政治化倾向，却始终都是一种反平民的贵族式理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