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文化声望

“民族性”概念与“种族”意义上的“民族”（Volk）概念有一个共同的模糊含义：凡是被特别感到的共同之处，就肯定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当然，在现实中，自视为同一民族成员的人们虽有共同血统，却往往不像分属不同而敌对的民族的人们那样密切相关。即使在由于共同血统而密切相关的群体之间，仅仅因为它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会存在民族性的差异，比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情形。为什么会出现对共同民族性的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行动，其间的具体原因则千差万别。

在今天这个语言冲突的时代，共同的语言尤其被看作是民族性的常规基础。凡是超越了单纯“语言群体”的“民族”，都能在其社会行动的特定目标中看到这一点，而这只能是自治的政治实体。的确，“民族国家”在概念上已经变得等同于共同语言基础上的“国家”了。但在现实中，除了这种现代民族国家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国家，它们由若干语言群体组成，尽管它们通常都会有一种官方语言。共同语言也并不足以支撑一种民族认同感（Nationalgefuhl）——我们暂时还不能定义这个概念。除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的情况之外，爱尔兰、瑞士和操德语的阿尔萨斯人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这些群体并不自认为是因其语言而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民族”的成员，至少没有自认为是它的正式成员。反过来说，语言的差异却未必会排斥共同民族性的意识：操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就自认为——他们的绝大多数至今仍然认为——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尽管其中的含义不同于操法语的国民。因此，对共同民族性的信仰也有着质的差异。

许多操德语的阿尔萨斯人都有一种对法兰西的共同体意识，因为他们共享着某些习俗和——尤其像维蒂希（Wittich）指出的那样——法国人的某种“感官文化”（Sinnenkultur），以及某些共同的政治经验。任何参观了科尔马博物馆的游客都能理解这一点，那里馆藏丰富，诸如三色旗、消防用具和军用帽盔，路易·菲利普的敕令，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物，应有尽有，它们在局外人看来显得稀松平常，但是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却有着情感上的价值。〔3〕这种共同体意识产生于共同的政治经验，以及间接地产生于共同的社会经验，它们作为摧毁封建制度的象征而受到大众的高度评价，这些事件的历史取代了原始民族的英雄传奇。这个伟大民族是让人们摆脱了封建奴役状态的解放者，她是文明（Kultur）的载体，她的语言是真正的文明语言，而德语则显得只是一种适于进行日常交流的方言。因此，忠于使用这种文明语言的民族，显然相当于共同语言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不过两种现象并非同一回事，毋宁说，我们这里谈到的是一种态度，它产生于对同一文化的局部分享，也产生于共有的政治经验。

直到不久前，上西里西亚的波兰人也还没有发展出一种与基本上以德语为基础的普鲁士国家相对立的波兰民族性意识。虽然这些波兰人是被动的“普鲁士人”，但他们是忠诚的。然而，他们不是关心帝国之存在的“德国人”。他们多数都没有感到一种自觉的或强烈的脱离操德语的同伴的需要。因此，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共同语言基础上的民族性意识，而且，由于缺少文化的发展，也不存在文化共同体。

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当中，我们既看不到高度认同德语而产生的民族性意识，也看不到与帝国进行政治联合的愿望，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人甚至厌恶这种统一。然而，他们却与周围的斯拉夫环境、特别是与俄国人格格不入，这主要是因为身份上的考虑，部分是因为双方有着相互隔阂、相互鄙视的不同习俗和文化价值观。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都是极为忠诚的沙皇封臣，像任何“民族主义的”俄国人（Nationalrusse）一样关心着帝俄制度的优势地位；他们为它供应官员，它则供养着他们的子孙后代。尽管如此，或者一定程度上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和它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现代意义上（以共同语言和文化为取向）的民族性意识。这类似于纯粹无产阶级波兰人的情况：忠于国家而兼有一种对更大共同体内部一个共同语言群体的群体认同感，并且受到了身份因素的强烈改造。当然，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富有内聚力的身份群体，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像美国南方的白人之间那么悬殊。

最后，还有一些看来并不完全适用民族性一词的情况，比如瑞士人和比利时人共有的，或者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居民共有的那种认同感。我们之所以不太愿意把它们叫做“民族”，并不是因为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小——荷兰人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民族，而是因为这些中立国家有意放弃了权力。如果我们以共同语言或者共同的文学艺术作为衡量标准，那么瑞士就不是一个民族。然而，尽管那里最近出现了某种分裂趋势，但瑞士人却有着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支撑这种认同感的不仅是对国家的忠诚，还有那些公认的共同习俗（不管其中有什么实际差异）。这些习俗主要是因为瑞士和德国之间社会结构的差异而形成的，但也包括所有其他巨大力量，因而就是军事力量所起的作用。由于内部权力结构受到这种巨大力量的影响，在瑞士人看来，他们的习俗就只有依靠独立的政治存在才能得以保持。

今天的法裔加拿大人对英国的忠诚，首先是因为他们对邻邦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深恶痛绝，所以，加拿大自治领的成员资格就被看做是他们自身传统的保障。

一如任何严格的社会学调查都必须做的那样，这种分类很容易继续下去。这说明归入“民族的”一词名下的那种认同感并非如出一辙，而是有可能出自不同的来源：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习俗的影响，都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各种习俗却是五花八门；共有的政治记忆、宗教、语言、最后还有种族特征，都可能成为民族性意识的来源。种族因素往往有着特殊的影响。在美国白人看来，黑人和白人并不是因为共同的民族性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而是因为黑人有一种美利坚民族性的意识，至少他们宣称有权如此。另一方面，瑞士人为他们自身的特殊性而自豪并乐于生机勃勃地捍卫这种特殊性，这种态度在质量上毫不亚于任何“大”而强的“民族”，其普遍性也是毫不逊色。我们一再看到，“民族”概念总是把我们引向政治权力。因此，如果说这个概念终究要指称一个统一的现象，那么看来它指的就是一种与强大的政治共同体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情感因素，那里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或者共同的宗教，或者共同的习俗，或者共同的政治记忆；这样一个国家可能已经存在，或者想要存在。越是强调权力，民族与国家的联系就越是显得密切。对自己的共同体权力富有感情色彩的自豪，或者对这种权力的向往，在比较小的语言群体中可能会更加普遍，比如匈牙利、捷克或希腊，但在一个类似却远更庞大的共同体中可能就不会那么普遍，例如150年前的德国人，那时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没有民族权力要求的语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