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通过以自我利益基础上的交换优势为取向的行动，并且仅仅通过由这种交换过程达成的合作，而使需求得到了满足，就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结果则是，经济行动在系统地以一种既定的实质性秩序为取向，不管该秩序是一致同意的还是强加于人的，它在一个组织内部是有效力的。
通过市场经济满足需求，一般都是——与合理性程度成正比——以货币计算为先决条件的。运用资本核算的先决条件则是预算单元（家庭）和经营在经济上相分离。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满足需求，则要依赖于按照需求的不同性质和程度，把实物计算用做经济行动实质取向的根本依据；然而从形式上说，从事生产的个体的行动要以一个行政班子的指令为取向，而这种班子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单元都是自主的，它们的行动具有自治的取向。在预算单元（家庭）的管理中，其行动取向的基础是货币财产及预期货币收益的边际效用，对于断断续续经营的工商业者（Gelegenheitserwerben）来说，其行动取向的基础是市场获利的概率，而营利性经营则以资本核算作为行动取向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中，只要“计划”得到了切实贯彻，那么所有的经济行动都会以他治的严格“预算”方式为取向，这些规则会责成某些行动模式而禁止另一些行动模式，并且会建立一套奖惩体系。在计划经济中，即使个人的额外收益前景被当做刺激自我利益的手段，能够得到报偿的行动类型和方向实质上也还是受到他治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中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事情，尽管形式上是自愿的。事实上，只要财富的分配、特别是资本货物的分配不平等，无产者为了获得市场上能够提供的任何效用回报，就要被迫完全服从于他人的权力——或者服从于财富所有者的权力，或者服从于资本所有者或资本代理人以资本核算为取向的决定。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中，这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动力包括以下这些决定性因素：（1）对于那些没有殷实财产的人来说，（a）随时都会面临的完全衣食无着的危险——包括他们本人和他们的被抚养人，即孩子、妻子、有的还包括父母，因为这些被抚养人完全要依靠他们来维持供给；（b）不同程度地在主观上把经济生产性劳动看做一种生活方式。（2）对于那些由于财富和受教育程度——通常正是依靠这些财富才能受到教育——而享有特权地位的人们来说，（a）从有利可图的事业中获取大量收益的机会；（b）野心；（c）把某些享有崇高声望的劳动类型看做一种“天职”，诸如脑力劳动、艺术表演以及需要高级专业技能的劳动。（3）对于那些分享营利性经营的财产份额的人们来说，（a）个人自有资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个人营利的机会，以及（b）把理性获利活动看做一种“天职”的价值观念；后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个人成就的证明，或者是一种对服从他的权威的个人实现了自主控制的象征或手段，或者是一种控制经济优势的象征或手段，而这些优势对于一个规模不确定的人群有着重要的文化或物质意义，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权力。
一种以满足需求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如果它能得到彻底推行，那就必定会削弱劳动的动力，即只有在面临生计难以为继的风险时才会劳动。因为，如果那里至少还存在着一个供应需求物的理性系统的话，那就不可能允许一个劳动者的被抚养人承受该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效率所带来的全部后果。此外，有组织的生产单元的管理，其自治性也必定被大大削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因此，也就不可能看到资本风险并通过形式上自治的成就证明其能力。针对他人及其经济状况重要特征的自治性权力也同样如此。计划经济在控制着给予某种特定物质报偿机会的同时，还会要求人们怀抱某些最广义的利他主义类型的理想动机，以求刺激经济生产达到从经验上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达到的水平，相比之下，后者则是以营利机会为自治性取向，通过生产活动满足有效需求。凡是彻底推行计划经济的地方，随着消灭货币和资本核算，必定会进而承受形式上的计算合理性之不可避免的萎缩。应当重申，实质合理性和（准确计算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经济系统中这一根本的——归根结底也是不可避免的——无理性要素，乃是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下论述适用于第十三和十四节。
1.以上讲解显然不过是以更切当的形式阐明了一些广为人知的问题。市场经济乃是典型而普遍地主要以“自我利益”为取向的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表现。这种行动类型使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乃是经济理论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一般了解则是我们这里的先决条件。使用“计划经济”（Planwirtschaft）一词当然并不意味着接受德国前经济部长的那些著名提案。〔25〕之所以选用该词，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日常用法并不相悖，同时也因为它的正式用法已被普遍接受。这使它比奥托·诺伊拉特使用的、在其他方面倒也适用的“管制经济”（Verwaltungswirtschaft）一词更为可取。
2.如果是以营利为取向，那么组织的、或者由组织调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包括在“计划经济”的概念之内，无论该组织是一个行会、一个卡特尔还是一个托拉斯。“计划经济”所包括的仅仅是以供应需求物为取向的组织的经济活动。任何以营利为取向的经济活动系统，不管受到多么严格的调整或者受到一个行政班子多么明显的控制，都是以有效价格为前提、从而以资本核算为行动依据的，包括全面的卡特尔化这种并不多见的情况，那里的价格要决定于卡特尔集团之间的谈判，以及卡特尔集团与劳工组织议定工资协议的谈判。纯粹作为一个预算单元被管理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全面社会化，与保持资本核算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局部社会化，尽管它们的目标一致，但从技术上说却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凡是配给消费品的地方，或是采取措施“以实物形式”直接分配货物的地方，就会看到预算式计划经济的端倪。一种有计划的生产指导，不管它是来自自愿的或者官方强加的卡特尔，还是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进行理性组织，而就其自身的条件来说，那就不可能没有价格，至少暂时不能没有。因此，“定量配给型”的社会主义会完全排斥“工厂委员会”（Betriebsräte）类型的社会主义，这决非偶然，因为后者肯定会违背其领导人的意志去追求工人的收入利益。(https://www.daowen.com)
3.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开始详细讨论卡特尔、法人或者行会等等经济组织的形成。它们一般都是以调整或垄断利用营利机会为取向。它们的出现可能是通过自愿的协议，但更常见的是强加于人，即使那在形式上是自愿的。最一般的讨论请参阅第一章第十节，以及本章第十九节以下各处对占用经济优势的讨论。
自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发表以来，两种对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停止过冲突。一种类型是秉持进化论并以生产问题为取向，其中特别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另一种类型则是以分配问题作为出发点并主张实行理性的计划经济。后者如今已被称为“共产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实际上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的激烈争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竞争领导权和“俸饷”有关，伴随着这些争端的仍是同一些问题。特别是，战时经济的经验给一种计划经济观念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刺激了利益占用的发展。
采取这种方式提出是否应当引进一种计划经济——不管其意义和内容如何——的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在科学的基础上只有可能这样提出问题：任何特定的具体方案会带来什么可能的结果？如果进行这样的实验，不得不接受的又将是什么结果？这需要所有各方坦率地承认，尽管某些因素是已知的，但重要的是更多的因素仍然未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讨论就不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性意见。只有在涉及组织形态——特别是国家形态——时才能对这些要点进行一些零散的讨论。这里只有可能（无法避免地）简要讨论一下一些最基本的技术问题。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这里还不能论及受调整的市场经济现象。
4.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活动组织，其先决条件一方面是占用效用的物质来源，一方面则是市场自由。这些效用之源——特别是运输与生产手段——的占用程度越高，市场自由的功效就会越大。因为，产品适销程度越高，经济行动就越是要以市场行情为取向。但是，如果占用仅限于效用的物质来源，那么占用的程度越高，市场自由的功效也就越大。任何通过奴隶制或农奴制对人的占用，或者通过市场垄断对经济优势的占用，都会制约以市场为取向的人的行动。费希特在《封闭的商业国》（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Tübingen，1800）中便正确地把仅限于指称物质货物的“财产权”概念，以及包含在这一概念中的对物的控制权的越来越大的自治，看做是现代市场取向的制度特征。市场关系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在关注财产权的这种扩张，因为这使他们的行动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以市场行情提供的营利机会为取向。因此，这种类型财产权的发展应当归因于他们的影响。
5.为了精确表述起见，我们避而不用其他人［在1918—1920年间德国人的讨论中］常用的“共同体经济”（Gemeinwirtschaft）一词，因为它把一种“共同利益”或者一种“共同体感情”（Gemeinschaftsgefühl）的存在妄称为一种常态，这在概念上无此需要：一个厉行徭役劳动的封建主的经济组织，或者像“新王国”法老王那种统治者的经济组织，都和家庭经济组织一样属于同一个范畴，两者同样有别于市场经济。
6.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来说，经济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行动，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以资本核算为取向，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也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即那里需求的满足是受到货币经济影响的。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必定会成比例地伴随着货币经济中越来越高度的需求满足，这就错了，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必定都会采取西方世界那样的形式，这就更加错误。事实上，相反的说法倒是正确的。货币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和某个君主的大庄园（oikos[12]）经济并行不悖，而后者会越来越多地垄断更大的利润源。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就是一个突出范例。根据保存下来的文献证据可知，那里的货币经济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但是它的核算仍然是预算式核算，并没有发展为资本核算。也有可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会出现一个财政优势“封建化”（Verpfründung）的过程，从而产生一个处于传统主义稳定状态中的经济系统。中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一点将在别处讨论。最后，资本主义式的利用货币资源，可能会表现为投资于潜在的利润源，这并不是以自由商品市场中的交换机会为取向，因而并不是以货物的生产为取向。这在现代西方经济秩序所及的地方以外几乎随处可见，其中原因将在下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