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对祭司与巫师

什么是社会学所说的先知呢？我们这里不去考虑像布赖希格（Breysig）提出的“拯救者”（Heilbringer）那样的一般问题。〔16〕并非任何拟人化的神都是一个得到崇敬的拯救者，无论那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拯救。而且毫无疑问，也并非任何拯救者都会成为一个神、甚至成为救世主，尽管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我们所理解的“先知”指的是一种超凡魅力的纯个人载体，他根据自身的使命而昭示一种宗教教义或者神谕。发布某种古老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神启的“宗教复兴者”，与声称有权作出全新解释的“宗教奠基者”，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这两种类型会逐渐相互融合。无论如何，一个新宗教共同体的形成未必就是先知发布的教义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它也可能产生于非先知改革者们的活动。我们这里也不考虑一个先知的信徒究竟是更倾心于他这个人——比如琐罗亚斯德、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情形，还是更倾心于他的教义——比如佛陀和以色列先知的情形。

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个人天职乃是区别先知与祭司的决定性要素。后者因为服务于一个神圣传统而要求获得权威，但是先知的这种要求则依赖于个人的启示和超凡魅力。几乎没有先知是产生于祭司阶层的，这并非偶然。一般来说，印度的救赎导师并非婆罗门，以色列的先知也并非祭司。琐罗亚斯德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他可能是僧侣贵族的后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祭司则凭借其职位施与救赎，尽管也会涉及个人的超凡魅力，但为祭司提供了正当权威的，则是他们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救赎机构成员的僧侣职位。

但像巫师一样，先知也完全是凭借他的个人天赋发挥能量。不过与巫师不同，先知发出的是明确的神启，其使命的核心是教义或诫命，而不是巫术。至少从外表上看，这种区别是不确定的，因为巫师往往都是博学的占卜专家，有时甚至独独如此。在这个阶段，神启就是不断作为神谕或者梦的解析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同巫师事先磋商，对社会关系的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开始就被接受。直到今天，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氏族首领大会也要事先采纳巫师们对梦的解析，而这种做法的逐渐隐退则是标志着它的世俗化。

另一方面，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一位没有超凡魅力证明的先知才能成功地确立自己的权威——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巫术。至少，一种新教义的发布者实际上总是需要这样一种证明的。不要忘了，耶稣自身的正当性，以及他所坚称的只有他才了解天父、只有通过对他的信仰才能接近上帝，其全部基础就是他在内心感觉到的巫术超凡魅力。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权力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因素，才使他踏上成为先知之路。早期基督教的使徒时代以及此后时期的特征，就是四处漫游的先知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人们总是要求这样的先知能够证明自己拥有精灵的特殊天赋，或者具备专门的巫术能力或迷醉能力。(https://www.daowen.com)

先知们也像进行巫术治疗和劝诫一样非常频繁地从事预言活动，事实上，比如《旧约》、特别是预言书和编年史中都频频提到了先知（nabi、nebiim）〔17〕。但是，就我们这里使用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先知与刚刚谈到的那些类型之间的区别乃是一个经济因素，就是说，他的预言是没有报酬的。因此，阿摩司[22]才会愤慨地拒绝nabi这一称号。无偿服务这一标准也使先知有别于祭司。典型的先知是为观念而传布观念，不是为了报酬，至少不是以任何明显或规则的形式。要求预言的传布具备无偿性质的规定有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样就发展出了一个经过细心培育的要求，即古代基督教的使徒、先知或导师都不得“（为了私利而）利用”宗教宣言，而且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享用信众的款待。基督教的先知被要求靠自己双手的劳动为生，佛教徒则只是靠他们并非专门请求来的施舍为生。这些指令在保罗使徒书中被一再强调，佛教的教规则以另一种形式反复进行了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名言也适用于传教士，不过，无偿布道当然是布道本身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约在以利亚[23]时代，古希伯来预言时期就是一个遍及近东和希腊的强有力的预言传布时期。大概与亚洲重建的世界大帝国有关，随着国际贸易在长时间中断后的重新恢复和增强，特别是在近东，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先知预言。当时，希腊受到了色雷斯的狄俄尼索斯酒神崇拜以及各种各样先知预言的入侵。除了准先知式的社会改革者以外，某些纯粹的宗教运动现在也闯入了荷马时代祭司们简朴的巫术与礼拜学问。富有情感色彩的礼拜，建立在“能言善辩”基础上、富有情感色彩的先知预言，阻断了神学理性主义（赫西奥德[24]）的发展，成了宇宙起源哲学思辨、哲学上的神秘学说以及救赎宗教的开端。与这些富有情感色彩的礼拜平行发展的，则是向海外的殖民以及——至关重要的——城市的形成和由于市民武装的发展而带来的城邦的变化。

这里没有必要细述8世纪和7世纪的这些发展，罗德（Rohde）对此已经做过精彩的分析〔18〕，其中有一些还能追溯到6世纪甚至5世纪。它们与犹太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先知运动属于同一时代，大概与儒家之前的中国伦理学成就也属于同一时代，尽管我们对后者只有微不足道的了解。这些希腊“先知”在职业特性的经济准则方面以及对某种“教义”的把握方面有着广泛的差异。希腊人还在职业传授与无偿传布观念之间做出了区分，比如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就能看到这种范例。此外，在希腊还存在着惟一真正的会众宗教类型，即带有救赎教义的俄尔甫斯教（Orphism）与其他任何救赎预言和技巧类型、特别是具有神秘性质的类型的明确分化。这种区别的基础就体现在俄尔甫斯教所传布的真正救赎教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