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结构与经济利益：垄断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
如果群体的构成成分是经过教育、培养和训练而获得了共同品质的人，那么这种垄断主义倾向就会具有一种特殊形式。这些品质包括，某种经济资格，担任相同或相近的官职，骑士的或禁欲的生活方式，等等。如果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行动产生了一个联合体，它往往就会形成行会。正式成员则会获得一种职业，该职业是由于垄断着精神的、知识的、社会的与经济的货物、义务和职位等方面的处置权而产生的。获准不受限制地从事这种职业者，必须（1）为了得到合格的训练而圆满通过见习期；（2）已被证明具有资格；（3）有时还要通过候补期并要符合某些额外要求。这是从青年学生的兄弟会、骑士的会社与同业公会、直至现代官员和雇员群体对资格要求的典型发展模式。事实上，希望保证有效的业绩，这种关切在任何地方都有一定的重要作用；参与者为了精神的或物质的原因而渴望获得业绩，尽管他们会继续相互竞争：地方的工匠是为了他们的商业声誉，一个特定侍臣和骑士的会社是为了他们的职业声誉，同时也为了他们自身的军事安全，禁欲主义群体则是由于畏惧措置失当而使全体成员遭到诸神或魔鬼的惩罚。（例如，几乎在所有的原始部落，谁要在仪式上的舞蹈中唱错了，最初都是被立即打死以抵偿这种罪孽。）〔5〕但是，这种对有效业绩的关注，通常都会突出表现为限制能够获得特定职业俸饷和荣誉的候选人数量。见习期、候补期、手艺品[2]以及其他要求，尤其是大笔花钱款待群体成员，往往与其说是对职业资格的考验，不如说是对经济条件的考验。
这种垄断主义倾向以及类似的经济考虑，经常会严重阻碍一个群体的扩张。比如，阿提卡的民主制就是在日甚一日地力图限制有可能分享公民权优势的人数，因而也就限制了它自身的政治扩张。贵格会的传布也是受阻于基本相同的经济利益格局。伊斯兰教徒的传教热忱最初是一种宗教义务，但是四处征伐的武士们需要保留一定规模非伊斯兰教的、因而是没有基本权利的人口，以使他们为享有特权的信徒提供生活资料，于是传教热忱便有了局限。许多近似的现象都属于这种类型。
还有另一种典型情况，即个人以代表群体利益为生，或者以某种因群体的存在而产生的其他意识形态方式或经济方式为生，这样的社会行动可能会传布、保持并被改造为一种不如此就不可能出现的联合体。这种利益可能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根源：19世纪的浪漫主义空想家及其追随者们唤醒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民族正在衰亡的诸多语言群，以便有目的地培育它们的语言。德国的中学和大学教师们也帮助拯救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的小语言群，他们认为给它们著书立说是一种精神需要。
然而，这种纯意识形态群体的存在，作为一种杠杆并不如经济利益那么富有成效。如果一个群体向某人支付报酬使之作为共同利益的持续而审慎的“喉舌”行事，或者，如果这个利益代表能够在其他方面得到报酬，那么一个联合体就会逐步形成，并在所有情况下为一致行动的持续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此后，某些人就会职业性地关心保住现有的成员并招募新的成员。至于他们接受报酬是为了代表（隐蔽的或公开的）性别利益〔6〕或者其他“非物质”利益还是最终代表经济利益（工会、雇主协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不管他们是按场次计酬的公共演讲人还是拿工资的秘书，对于这里的讨论来说都无关紧要。断断续续的无理性行动模式被一种有计划的理性“经营”所取代，即使当事人最初的理想热忱早已烟消云散，这种“经营”也仍会继续发挥作用。
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某些群体活动的蔓延发生利害关系。比如，［德意志帝国］德文“花体”铅字的所有人就要求保留这种“爱国”的字体［而不是使用古拉丁字体］；同样，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包房集会的旅馆老板，与该党党员的规模便有着利害关系，尽管他会要求不让他们中间的军事人员与会。任何人都可以就任何社会行动想像到许多这种类型的范例。
不管我们涉及的是雇员还是资本主义的雇主，所有这些经济利益的范例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对共同理想的实质内容所抱的关切，必然会首先突出表现为关心群体的存续或膨胀，不管群体活动的内容是什么。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例子就是美国各政党意识形态实质内容的彻底消失，当然，最为突出的范例则是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和政治共同体膨胀的悠久联系。这些共同体既能够对经济发挥显著的影响，同时它们也能获取巨额收入，因此，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可以从它们那里赚取可观的利润，既可以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或者预付给它们预期的收入而直接获利，也可以通过利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对象而间接获利。在古代以及现代历史之初，资本主义获利的焦点就是集中在这种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利润上，今天的资本主义再次日甚一日地走上了这个方向。国家权力领域的任何一次扩张都会增强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盈利潜能。(https://www.daowen.com)
这些有利于一个群体之扩张的经济利益，不仅有可能被前面所说的垄断主义倾向所抵消，而且还会被该群体的其他封闭性和排他性经济利益所抵消。我们已经泛泛谈到，自愿形成的组织往往会超越它们理性的初衷，并在抱有不同目标的参与者之间建立关系。一般来说，联合体（Vergesellschaftung）的核心都是一种共同体关系（ubergreifende Vergemeinschaftung）。当然，情况也并非始终如此；它仅仅出现在社会行动以某些属人契约（personal contact）、而不光是商业契约为前提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人无论个人素质如何都可以获得股票，这仅仅通过经济交易就能够做得到，一般来说不必知会其他股东，也无须征得他们同意。在所有那些其成员凭借纯形式上的条件或成就即可加入而不必考察个人素质的联合体中，都会盛行类似的取向。这在某些纯经济群体以及某些自愿的政治组织中尤其常见。一般来说，群体的目的越是理性和专门，这种取向就越是有可能普及。然而，也有许多联合体或明或暗地要求成员具备准入资格，这样也就产生了核心性的共同体关系。如果成员的准入需要通过对其候选人个人素质的调查和认可，当然就更有可能产生这种关系了。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候选人不仅要在他对组织的用处方面接受详细考察，而且还要接受成员们对个人品质的评价以详细考察“存在状况”。
我们这里不可能按照排他性程度对不同模式的联合体进行分类。指出这种选择性存在于绝大多数各种各样的联合体中，这就足矣。不唯宗教教派，即使一个社交团体——比如退伍军人协会甚至一个保龄球俱乐部，通常也不会允许一个遭到成员们反对的人加入进来。因此，新成员对外有了“正当”身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素质的问题，尽管素质对群体的目的来说非常重要。成员身份给他提供了有利的关系网，其意义也远远大于组织的特定目标。因此，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就是，尽管人们属于某个组织，但是并不真正关心它的目标，而只是谋求那些由成员身份带来的可能具有经济价值的正当化与关系网。仅仅这些动机本身就可能包含一种要加入其中的强有力刺激，从而刺激了群体的扩张；但是，成员们关心的是垄断那些优势，以及尽可能把圈子限定在一个小范围里而增强自身的经济价值，这反而可能会阻碍群体的扩张。这种圈子越小，其排他性越强，成员身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声望就越高。
最后，我们应当简要谈谈经济与群体活动的另一种常见关系：为了保持与扩大原本是非经济群体的规模而有意识地提供经济利益。当若干类似的群体——比如政党与宗教共同体——竞相争取成员时，情况尤其如此。美国各教派的办法是安排艺术的、体育的以及其他一些娱乐性的活动，以及降低离婚者的再婚条件；无限制地贬低婚姻管理的做法，只是最近才受到了修道会卡特尔化的遏制。各教派与政党除了安排优惠旅行和类似活动以外，还成立了一些青年小组和妇女分会，参与者们热心从事着一些纯市政的或者基本上是非政治性的活动，这使他们能够为当地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这种群体对市政性、合作性或其他机构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直接的经济动因：这能够使它们用职务俸饷和社会身份维持自己工作人员的生计，并把运转成本转移给那些其他机构。适合于这种目的的是市政机构、生产与消费合作社、医疗保险基金会、工会以及类似组织中的工作；当然，政治职务与俸饷或者得到政治权威保障的其他受尊敬的或有偿的职位——比如教授职位——也包括在内。如果代议制政府体制下的一个群体足够庞大，它就能够为它的领袖和成员谋得这种支持，比如那些政党的情形，对它们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就目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应当强调的只是这一普遍事实：非经济群体——尤其是为了传播的目的——也会建立经济组织。宗教群体的许多慈善活动便带有这种目的，基督教会、自由党、社会党、爱国工会的情况以及储蓄与保险机构和大规模消费与生产合作社的互惠基金会的情况，就更其如此。比如，意大利的某些合作社就要求工人受雇时出示教派证明。在［1918年之前的］德国，波兰人则以令人极为难忘的方式组织信贷、抵押支付和农场购置；在1905—1906年革命期间，各种俄国政党也在直接追求类似的现代政策。有时商业经营则是开办银行、旅馆（比如社会党在奥斯坦德[3]开办的“人民旅馆”）甚至工厂（也是在比利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占有支配地位的那些群体，特别是公务员群体，就会诉诸类似的办法以保持自己的权力，并对一切事务加以组织——从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爱国”会社与活动直到国家控制的贷款机构（比如普鲁士银行）。这种传布手段的技术细节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
本节只应在一般意义上阐述不同群体内部扩张主义和垄断主义经济利益的并存与抵触，并以某些典型范例加以说明。我们不得不放弃更详尽的讨论，因为这需要对各种联合体进行专门的研究。我们只能简要论及群体活动与经济之间最频繁出现的那种关系，也就是这一事实：绝大多数群体都会抱有辅助的经济关切。这些群体通常必定会发展为某种理性的联合体，但那些由家族发展而来的联合体则是例外（见后面第四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