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宗教从特权阶层向非特权阶层的发展
一种救赎宗教完全可能起源于享有社会特权的群体内部。先知的超凡魅力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阶级的成员资格，而且通常还与某种最低限度的知识修养有关。这些说法的证据在各种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先知预言中比比皆是。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救赎宗教进入了并非特别关注或者并非职业性关注理智主义修养的世俗群体，它就会改变性质，毫无疑问，如果是进入了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都难以理解理智主义的非特权社会阶层，也同样会改变性质。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特殊因素，一般来说就是出现了一位人格的、神格的或人神合一的救世主，随后，与这个角色建立宗教关系便成了得救的前提。这是不可避免要迁就大众需求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适应大众需求的一种形式就是从礼拜宗教转变为单纯的巫术。这种适应性的第二种典型形式则是转向救赎宗教，这里自然也同前述经由形形色色的过渡阶段向巫术的转变有关。一旦出现了对救世主的需求，那么越是往下的社会阶级，这种需求所采取的形式就越是激进。印度教的一个毗湿奴教派——卡塔巴札派（Kartabhajas）——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该教派非常严肃地打破了种姓禁忌，从理论上说，它和许多救赎教派是并驾齐驱的。它为自己的成员在私人以及礼拜场合安排特定的共餐式，因此它实际上也是个普通人的教派。他们对自己的世袭古鲁实行神化礼拜，以致最终变成了绝对排他性的礼拜。凡是从社会底层或者至少是受他们影响的阶层中吸收信徒的宗教，都会存在类似的现象。向大众传播救赎教义实际上总会导致一位救世主的出现，至少也会越来越突出救世主的概念。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就是佛陀的理想被菩萨的理想取而代之，前者要求的涅槃是典型的理智主义救赎理想，后者则是一位救世主，他的理想是下凡以后亲自经历涅槃以拯救信众。印度的平民宗教、特别是毗湿奴教则提供了又一个范例，它让一位人形神来居间调控救赎恩宠，这种救世神学及其巫术性的神圣恩宠，最终战胜了佛教徒那种崇高的无神论救赎，也战胜了与吠陀的论断联系在一起的仪式主义。各种宗教都会出现类似的过程，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中小资产阶级的宗教需求很少通过英雄神话的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富有情感色彩的传说表达出来，具有一种内向净化的趋势。与此相应的则是中产阶级的宁静和更加看重亲情及家庭生活，这与统治阶层形成了鲜明对照。宗教向看重亲情和家庭生活的转变这一中产阶级趋势，有许多事例可以做出说明，比如出现在印度所有礼拜——包括菩萨形象的创造和对大神黑天的礼拜——中对神满腔敬爱（bhakti）的虔诚，［35］比如儿时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俄赛里斯[68]、幼年基督以及有关他们众多同类的教化式神话的普及。中产阶级作为一股势力的出现，帮助形成了托钵僧影响下的宗教，这也使得尼古拉·皮萨诺[69]帝国气派的艺术中那位贵族化的圣母马利亚（theotokos）[70]，被他儿子在风俗画中描绘的圣家庭取而代之，一如幼年大神黑天成为印度民间艺术的宠儿。〔35〕
救世论神话都会有一个人形的神或者被神化了的救世主，这与巫术一样，乃是大众宗教的一个特有概念，所以也是一个能够在不同地方完全自发出现的概念。另一方面，那种超越了神性的、无人格的伦理性宇宙秩序观念，以及样板式救赎的理想，则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概念，大众对它们是完全陌生的，可能仅仅适合于那些遵循道德理性路线、接受过教育的俗人。一个绝对超验的神的概念同样也如此。除了犹太教和新教以外，所有的宗教和宗教伦理都不得不重新引入圣徒崇拜、英雄崇拜或者功能神的崇拜以迁就大众的需求。所以，儒家才允许这种崇拜以道教的众神形式在儒教之侧继续存在。同样，传播到其他各地的通俗化佛教，也容忍了当地不同神明的存在，让它们从属于佛陀而任其接受佛教徒的礼拜。最后，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也被迫接受了一些地方性的功能神和行业神，而对这些神的崇拜才构成了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真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