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显贵行政
显贵（honoratiores）乃是这样一些人：（1）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可以没有报酬（充其量只是领取名义报酬）也能在一个组织中持续处于决策和行政地位；（2）他们享有以如下方式产生的社会声望：他们可能会由于成员的信任而担任官职，而这种信任最初是来自成员的自由意志，后来则是来自传统。
显贵获得这种地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他们能够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为生。因此，他们必须能够指望从私人那里获得一定水平的供给。形形色色的财产收益的获益人最有可能满足这个条件，比如地主、奴隶主以及牲畜、不动产或有价证券的所有者。因此，这些人的固定职业使他们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上，就是说，他们的职业能够使他们随时把政治活动当做一项副业参与其中。对于那些从事季节性职业——特别是农业——活动者、律师（他们拥有自己的事务班子）以及某些其他自由职业者来说，情况更其如此。那些并非持续经商的贵族商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处在最不利地位上的是那些独立的工商业经营者和产业工人。任何类型的直接民主都有一种向显贵执政形式转变的趋势。从理想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富有经验和客观性，因而特别有资格担当此任。从物质的观点来看，这种统治形式特别省钱，实际上有时候完全没有成本。这样一个人会自己拥有一部分行政手段，或者用自己的私人财产提供行政手段，同时还有一部分是组织提供的，由他任意支配。
1.后面将对作为一个身份群体的显贵进行分类［见第四章］。在所有的原始社会中，主要的基础就是财富，它往往足以使一个人成为“首领”。除此以外，根据不同情况，世袭超凡魅力或者经济能力也具有突出意义。
2.美国的区（township）大都偏爱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实际轮换制。与此相反，瑞士各州的直接民主则具有这样的特点：任职者中间会反复出现同一些人名，甚至同一些家族中的人名。某些人在经济上比其他人更有能力，这一点在日尔曼部落人审判大会（Dinggemeinden）中也变得举足轻重了，在最初——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实行严格民主制的北日耳曼城镇，这成为meliores[36]、因而成为垄断着市议会的望族崛起的原因之一。
3.在所有组织中都可以看到贤人行政的情形。例如，尚未高度官僚化的政党就是典型。这始终意味着一种宽泛的、而不是集中的行政类型。一旦迫在眉睫的经济或行政之需要求采取精确行动，尽管群体本身是自由的，但每个成员付出的代价往往非常高昂。
如果组织的规模超出了一定限度，比如由数千正式成员构成，同时，在那里履行功能需要技术素养或者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直接民主或者贤人执政在技术上就不能胜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常任的技术官员上面是些频繁更换的首脑，那么实际的权力通常就会落入前者之手，他们在从事实际工作，后者仍然是些半吊子。
德国大学每年选举的校长（Rektor）就是典型范例。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成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与常任的大学行政官员（Kanzlei）相比，这些校长对校务的管理只是一种副业。只有像美国式长期任职的自治性大学校长——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才能真正对大学实行独立的自治，而不是仅仅在那里夸夸其谈、妄自尊大。然而在德国，学术机构的自负以及国家官僚对自身权力的贪恋却只能导致这样的发展。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只是因具体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
只要相互争斗并试图占用官职的各个政党不是在一种固定基础上发展，那就会存在一种免于支配（Herrschaft）的名副其实的直接民主和显贵执政形式。否则，在竞争中获胜的政党，它的领袖及其班子就会建立起一种支配结构，且不管他们是如何获得的权力，也不管他们是否会在形式上保留以前的行政模式。
（实际上，这是打破窠臼的相当常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