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b、西方的封建制及其与家产制的冲突
上面第十二节3c谈到的情况［封地］需要单独给予讨论。这是因为，由此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既不同于家产制、也不同于真正超凡魅力或遗传超凡魅力的支配结构，它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封建制。我们将区分出两种类型：一种以封地为基础（Lehensfeudalismus，即封地封建制），另一种则以俸饷为基础（食禄封建制）。所有其他的形式都是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军役，实际上都具有家产制性质，因而不再给予单独论述。不同种类的俸饷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A.封地含有以下要素：
（1）对行使权威的权力和权利的占用。作为封地被占用的，可能只是与主宰者家族内部有关的权力，或者可能会进而包括一个政治联合体的权力。后者可能仅仅限于经济权利——财政权利，也有可能包括政治权力本身。授予封地是为了回报独特的劳务，通常它们所具有的主要是一种军事特性，但也会包括一些行政功能。封地的授予有着非常独特的形式，即授予的实现。
（2）只具有纯个人的基础，仅限于领主及其封臣——封地领受者的有生之年。
（3）双方的关系由契约予以规定，因而封臣被认为是自由人。
（4）如果封建制以封地为基础，封地领受者就会坚持骑士身份群体的生活方式。
（5）忠诚契约不是一种普通的商业契约，而是确定了一种稳固的兄弟关系，这意味着相互忠诚的义务，当然，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遵守这些义务所依靠的是：
（a）骑士身份的荣誉和（b）明确规定的界线。
如果（1）封地被继承占用，而惟一要服从的条件是每个新的封臣要具有必备的资格并向领主宣誓效忠，现有的封臣则要向新领主宣誓效忠；（2）封建行政班子迫使领主填补所有的空缺（Leihezwang），因为所有的封地都被认为是骑士身份群体成员给养来源的组成部分，这时就会出现上面第十二节最后一段指出的那种过渡［即从单纯占用土地向完全占用权力的过渡］。
头一种情况在中世纪出现得相当早，第二种情况比较晚。国王和诸侯与其封臣们的斗争首先就是要——尽管一般不会明言——消除这项原则，因为它阻碍了家产制统治的发展。
B.如果行政管理完全以授予封地为基础——像纯粹的家产制一样，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纯粹类型的封地封建制——则会包含以下特征：
（1）领主的权威只能有赖于这样的可能性了——封臣们继续信守自己的效忠誓言。
（2）政治联合体完全被领主与封臣以及封臣与自己的属臣（分封地）之间纯粹的个人忠诚关系体系所取代，以此类推。只有领主自己的封臣还会保持对他的忠诚，这些封臣则会要求自己的属臣保持忠诚，余类推。
（3）只有在封臣犯有“重罪”[16]的情况下，领主才有权剥夺他们的封地，封臣与其属臣也是同样的关系。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领主针对其违背效忠誓言的封臣行使权利时，就要依赖于其他封臣的援助，或者依赖于罪臣之属臣的消极态度。只有在相关群体承认有人犯下了重罪时，霸主才有可能从这两个来源得到支持。然而，即使这时，如果他不能——至少——确保他们承认反抗霸主只是一种意外状态这个原则，他也不可能指望那些属臣采取不干涉态度。霸主们始终都在力求使这一原则得到确立，但并不总是卓有成效。
（4）通过分封过程——《萨克森法鉴》（Sachsenspiegel）中的授权令（Heerschilde）——而出现了与封地等级制相应的社会地位等级制。然而，这并非司法与行政等级制。因为，一项命令或裁决是否会受到非议以及应向什么样的权威提出上诉，原则上是一个由各自的上诉法院（Oberhof）受理的问题，而不是依赖于等级制的封建关系。（从理论上说，上诉法院的权威有可能被授予同级别的地方司法官，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5）那些并不占有包含家产制权威或者政治权威的封地的人口则是“佃农”（Hintersassen），亦即家产制依附者。他们的传统身份规定了或允许他们依附于封地的所有者，或者，操之于军事封地所有者之手的强制性权力会迫使他们处在依附地位上，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助的。正如最高领主有义务授土封地一样，并不占有封地者则始终处于某个领主的权威之下。这两种情况下的规则都是：没有无领主之土地（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统治者旧有的直接政治权力的惟一残余，就是这个几乎始终会得到承认的原则：无论他本人置身何处，都会被赋予政治权威，特别是司法权威。
（6）对家族（包括领地、奴隶和农奴）的统治权力，政治群体收取税赋的财政权利，特别是司法与强制摊派军役的政治权力——因此而统治自由人的权力，都会以同样方式成为封建授予物。不过一般来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力都要服从特殊的调整。(https://www.daowen.com)
在古代中国，授予封地经济收益和授予区域性政治权威，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有区别的。在欧洲中世纪就看不到名义上的区别，但所有者的身份以及许多其他特殊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像封地的财产权那样完全占用政治权力的情况并不常见。其间会有许多过渡形态和不规范的情形。一个突出的差异就是存在着这样的身份区别：有些人仅仅享有经济或财政权利，有些人则享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力，特别是司法与军事权威。只有后者才是政治封臣。
不言而喻，凡是封地封建制高度发达的地方，霸主的权威都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它要依赖于行政班子成员的自愿服从和纯粹的个人忠诚，而由于这种封建结构，行政班子成员本身就拥有行政手段。因此，领主与封臣之间就会暗藏着长期的争夺权威的斗争，封建权威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就决不会得到理想的有效贯彻，或者决不会在永久性基础上发挥效力。
相反地，封建领主会竭力采取如下方式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a）不光依赖封臣的纯个人忠诚，而且通过限制或禁止分封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这在西方的封建制中很常见，不过行政班子本身往往会为了自己的权力而采取这样的主动。公元前630年中国的诸侯联盟也是同样的情形。
他会试图确立这样一项原则：属臣对其直接领主的效忠在发生了针对更高领主的战争时便归于无效。
或者，如果有可能，他会感召那些属臣对他直接效忠。
（b）封建领主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落实对政治权力的行政控制。他会允许所有佃农向他或他的法庭提出上诉。他会向他的政治封臣的法庭派驻监督代理人。他会行使权利向所有封臣的佃农征税。最后，他会试图贯彻这一原则：他本人在场时，就要统揽全部政治权威，不在场时则要授予他所指定的代理人；或者，他要像最高领主一样有权在他自己的法庭上随意审理任何案件。
（c）最高领主有可能获得并保持针对其封臣以及其他类型占用权威者的权力，只需创造或再造一个在他控制下并以适当方式组织起来的行政班子。这有三种主要的可能性：
（1）可能是一个家产制班子。（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幕府将军统治下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后者对封建大名实行着非常有效的控制。）
（2）可能是从有教养的身份群体中招募的非家产制班子。
主要范例是基督教或婆罗门的教士，（佛教、喇嘛教或伊斯兰教的）kayasths〔12〕，或者中国儒士那样的文人学士。关于这种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对于文化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见第四章［未竟稿］。
（3）可能是个具有技术素养的官员群体，特别是法律和军事专家群体。
11世纪时中国的王安石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不过当时的矛头所向并不是封建权贵，而是针对那些经儒。在西方，这样一个行政系统是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招募来从事民政管理的。教会要求的基本素养所依据的是教会法，国家要求的基本素养所依据的则是罗马法。在英国就是普通法，不过那已经在罗马思维方式影响下被理性化了。这项发展中就孕育着现代西方国家的某些萌芽。西方军事组织的发展采取了一条略有不同的路径。封建组织首先被资本主义式的军事经营者——佣兵队长——所取代。随着17世纪以来王室财政理性化管理的发展，这些组织相继被各地诸侯所占用。在英国和法国还要早一些。
封建首领与其封建行政班子的斗争，在西方——不包括日本——往往同时还会伴以他与有组织的特权群体（Stände-Korporationen）的权力斗争。在现时代，这种斗争到处都会以统治者的胜利而告终，因而意味着官僚制行政的胜利。它首先出现在现代西方世界，然后是日本，作为外国统治的结果又出现在印度、大概还有中国。和纯粹历史上形成的权力格局一起，经济条件也在西方世界的这一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它受到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城市的组织乃是欧洲所特有的。此外，这一过程还得益于对权力的竞争，这种竞争靠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理性——官僚制——行政。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这一点导致了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联盟，后面将会给予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