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的确定性和宗教精英
然而，实现宗教性神圣化的方法之理性化与系统化的发展，往往会消除日常和非常宗教经验之间的鸿沟。条理性的神圣化程序可以产生无限多样化的主观条件，其中的某些条件最终可能会表现出核心性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体现了非凡品质的心理状态，还因为它们似乎能够使人可靠而持久地拥有一个特殊的宗教目标——确保恩宠（有保证的救赎，perseverantia gratiae）。毫无疑问，这一目标可能具有更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可能具有更多的伦理色彩，下面就要谈到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它意味着自觉地拥有一种持续、综合的生活行为基础。为了增强拥有这种基础的自觉意识，狂欢式迷醉和仅仅刺激情感兴奋的杀灭感觉的方法，会代之以有系统地简化肉体功能，主要是持续的营养不良、节制性欲、调节呼吸等等。另外，对思维和心理过程的训练则是让灵魂系统地专注于单纯的宗教实质。这种心理训练的范例包括印度的瑜伽功，包括对一些宗教音节（比如Om[101]）的连续反复吟诵，包括专心冥想一些圆圈和其他几何图形，包括各种旨在系统地排空意识能力的训练。
但是，为了进一步确保拥有这种宗教好处时的连续性和恒定性，神圣化方法的理性化最终会发展到超越上述方法而走向一个明显相反的方向，即有系统地仅仅局限于使用那些能够保证宗教气氛之连续性的手段。这就意味着放弃卫生学观点所认为的所有无理性手段。因为任何一种极度兴奋状态，无论是英雄们的狂欢式迷醉还是性狂欢或者狂舞迷醉，到头来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理上的崩溃，而充满强烈宗教感情的歇斯底里也会导致心理上的崩溃，这在宗教领域就会体验到一种被神深恶痛绝的状态。
在希腊，对纪律性的尚武英雄主义的培养，最终把武士的迷醉转化为一种常态的自我克制（sophrosyne），只允许纯音乐节奏产生的迷醉形式，并且为了政治正确性而谨慎估价这种音乐气质。儒教理性主义也以同样但更完整的方式仅仅允许五音阶音乐的存在。与此类似，僧侣实现神圣化的程序性规划也是越来越沿着理性化方向发展，这在印度古代佛教以及西方耶稣会僧侣制度的救赎方法论中达到了顶峰，从而发挥了极大的历史影响。因此，所有这些神圣化的方法论，无不兼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控制，而且对一切思维和行动的方式与范围进行同样条理性的调节，从而在个体身上产生一种对自身生理和心理过程的最为警觉而自愿的反本能控制力，确保系统地调节生活以服从宗教目的。这种系统性程序的目标、特定内容和实际结果则是非常多变的。
人们的宗教资质可谓千差万别，这在任何基于系统性神圣化程序的宗教中都确凿可见，无论那种神圣化的特定目标和完成神圣化所采取的特殊方式是什么。人们公认，并非任何人都能拥有超凡魅力并据此唤醒自身去体验作为一个巫师的再生；所以人们也会同样公认，并非任何人都能拥有超凡魅力、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连续不断保持特定的宗教气氛以保证恩宠的长期确定性。因此，只有那些拥有宗教资格的精英似乎才能获得再生。正如巫师被公认为拥有特殊的巫师品格一样，付出了条理性救赎努力的宗教精英如今也变成了信仰共同体中一个特殊的宗教性“身份群体”，在这个圈子中，他们获得了任何身份群体所特有的那种社会荣誉。
在印度，所有的神圣律法都在关注这个意义上的苦修者，因为印度的救赎宗教大都是僧侣宗教。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献把这些宗教精英看做一个特殊的范畴，完全不同于他们在会众中的同侪，到后来他们便构成了一个僧侣阶层。在新教中，他们形成了各种禁欲主义教派或者虔敬主义秘密集会。在犹太教那里，他们是与阿姆哈拉兹人[102]截然不同的分离派（法利赛人），一个得救的精英群体。在伊斯兰教中，他们是苦行僧，而苦行僧中的特殊精英则是那些真正的苏非派信徒。在［俄国的］阉割派中，他们构成了一个秘传的阉人共同体。后面我们将会谈到这些群体产生的重要社会学结果。
如果实现神圣化的条理性方法着重强调的是基于宗教情操的道德品行，那么一个实际的结果就是超越那些迄未受到宗教信仰控制的自然人性中特有的欲望和情感。每一种特定宗教究竟是把怯懦、残忍、自私、性欲还是把其他自然的内驱力看做最容易改变个人超凡魅力特性的因素，我们必须分别加以认定。这个问题对任何特定宗教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质性特点。但从超越人性这个意义上说，条理性的宗教神圣化教义始终都是一种精英伦理。和巫术超凡魅力一样，它也始终要求精英们作出示范。我们已经知道，只要那些宗教精英不顾任何诱惑、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宗教精英气质，他们就会拥有名副其实的神圣化确定性。毫无疑问，不管那个宗教内行是四处征伐的骑士团兄弟，比如欧麦尔时代的穆斯林，还是一个遁世的苦行僧，比如绝大多数基督教僧侣或者不那么始终如一的耆那教派类型，都是如此。一个佛教僧侣——拒世冥思的精英，一个古代基督徒——被动循道的典型，一个禁欲主义新教徒——在自己的天职中证明了宗教美德的精英，也是同样如此。最后，法利赛犹太人刻板地信奉摩西律法，以及圣方济各[103]那种人物的无宇宙论之善，也都莫不如此。保持神圣化的确定性有着不同的特性，这取决于有关的宗教救赎是什么类型，但它始终都会要求坚守宗教和伦理标准，因而避免了至少最为邪恶的罪行，无论是佛教的阿罗汉还是早期的基督徒，都是这样。
证明恩宠的确定性会采取十分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特定宗教的宗教救赎观。在早期基督教那里，一个具有明确宗教资格的人（即受洗者）决不会再次落入某项死罪。“死罪”就意味着是一种毁掉了宗教资格的罪，因此是不可饶恕的，或者，至少也要在某个具有特殊资格的人物控制下才能赦免该罪人，这个人物凭借的就是自身具有的超凡魅力，从而使该罪人重新获得宗教超凡魅力（丧失这种超凡魅力就证明了有罪）。当这种精英教义在古代基督教共同体的实践中变得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孟他努派群体便始终如一地牢牢坚持一个精英要求：怯懦之罪仍是不可饶恕的，犹如伊斯兰好战武士的宗教一以贯之地用死刑惩处叛教者一样。因此，在遭受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104]迫害的时期，由于这种精英要求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孟他努派便与普通基督徒的大众教会分道扬镳了，因为祭司们关心的是让共同体保持最大可能的成员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