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对宗教的漠视

很可能同样是这些因素，使得密特拉教在文职官员当中也大受欢迎，因为它在他们当中也很普及。当然，政府官员中还存在着倾向于其他救赎式宗教的苗头。在虔敬派德国官员中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中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突出例证，只是在官员中间找到了它的代表，在经营者阶层中则付诸阙如。某些政府官员偏爱救赎式宗教的倾向，在18、19世纪那些真正虔诚的普鲁士将军中间也偶有所见。不过一般来说，这并非居于支配地位的官僚对待宗教的态度，他们始终都是一种全面而冷静的理性主义的体现者，同时又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和安全理想的体现者，因为那是一些绝对的价值标准。官僚制一般都具有深刻厌恶一切无理性宗教的特征，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是一种有助于对人民进行控制的手段。古代罗马的官员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今天的文职和军事官僚也同样如此。〔29〕

官僚制对待宗教问题的独特态度在儒家学说中有着经典的表现。儒家学说的突出特征就是绝对不会感到需要救赎，也不需要任何超验的道德归宿。取而代之的实际上是与官僚身份群体相适应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传统学说（尽管从审美角度来看很是优雅）。对待宗教的这种官僚制态度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除了传统的鬼怪信仰之外，要消除个人的一切无理性、情绪化宗教表现，以维护祖先崇拜和子女的孝顺作为社会从属关系的普遍基础。这种官僚制态度还有另一个成分，就是与鬼怪保持一定距离，开明的官员会厌恶对鬼怪的巫术操纵（但是迷信者可能会参与其中，犹如今天我们这里的招魂术）。但这两种类型的官僚都会抱着轻蔑的态度把这种招魂术的活动作为大众宗教（Volksreligiositat）任其繁盛。如果这种民间宗教在公认的国家庆典上得到体现，那些官员至少表面上会继续把它们作为合乎自己身份的惯例义务予以尊重。继续保留巫术——特别是祖先崇拜——作为社会服从的保障，能够使中国的官僚制彻底压制任何独立教会的发展、彻底压制任何会众宗教。至于欧洲的官僚制，尽管总的来说也同样在主观上蔑视任何严肃的宗教关切，但是为了驯服大众，也只好对教会的狂热虔诚给予更多的官方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