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顺从到反政治的拒世
任何具有宗教基础的超世俗的爱，实际上包括任何伦理宗教，必定都会以类似的方式并出于类似的原因而体会到与政治行为领域的紧张关系。一旦宗教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比如要在政治联合体中得到平等地位，就会出现这种紧张关系。诚然，古代的地方性政治神，即使他在当地是个无所不在的强大的伦理神，也仅仅是为了保护信徒联合体的政治利益而存在的。
甚至基督教的上帝，人们至今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战神和我们祖先的神而祈求他的保护，古代城邦更是以同样的方式祈求那些地方神的保护。有一个事实人们仍会记忆犹新：新教牧师们在若干世纪中一直沿着北海海岸为“蒙恩的海滩”（亦即为无数沉船）祈祷。祭司群体一般来说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政治联合体。这种依赖性在得助于政府津贴的那些当代教会中尤其牢固。像印度的宫廷婆罗门或者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的拜占庭宫廷主教们那样，如果祭司们又是统治者或者土地权贵们的宫廷官员或家产制官员，这种依赖性便尤其显著。如果祭司本身（像西方中世纪时期那样）成为行使世俗权力的封建领主，或者出身于显贵的祭司家族，也会出现同样的依赖性。在中国人、印度人以及犹太人当中，神圣歌手的作品实际上到处都会被载入圣典，慷慨赴死则是他们歌颂的内容。按照婆罗门教的教规典籍，慷慨赴死乃是刹帝利种姓成员到了“见到儿子的儿子”年龄时的理想义务，婆罗门种姓成员则是退出尘世到林中去冥思。当然，巫术宗教并没有宗教战争的概念，但是，对于巫术宗教、甚至对于古代的耶和华宗教来说，取得对敌人的政治胜利、特别是胜利地报复了敌人，那就是真正的神赐奖赏。
祭司群体越是试图把自己组织为一种独立于政治当局的权力，它的伦理观越是变得理性化，这种立场就越是会发生转变。对虔诚的宗教同道投之以兄弟之爱和美化对局外人的战争，祭司布道中的这种矛盾，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并不会严重污损尚武美德与英雄品质，因为还有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然而，作出这种区别乃是法利赛人思想的产物，古代那种名副其实的武士伦理对此还一无所知。
远更重要的是祭司控制下政治上非军事化了的民族——例如犹太人——中出现了会众宗教，再就是日趋重要的大规模民众群体的出现，他们相对来说可能并不好战，但是对于维护已经发展为一种独立组织的祭司们的权力地位却日趋重要。祭司们当然欢迎这些阶层特有的美德——纯朴、任劳任怨、谦卑地接受现存权威、友善地宽恕和忍受不公，尤其是这些美德有助于确立一个伦理神和祭司本身的优势地位。这些美德与强势者特有的宗教美德——崇高的慈善心（博爱）——也是互为补充的，因为家长式的捐助人希望从中获益的人承认这些顺从和谦卑的美德。
宗教越是成为会众宗教，政治环境就越是能够在对服从者的伦理进行宗教美化时发挥作用。因此，由于抱着现实主义态度认识到了外部的政治局势，犹太先知的预言便把顺从大国的支配说成是一种显然为上帝所希望的命运。外来统治者（最初是波斯人系统地）指派由祭司对大众进行驯化，后来则是本土统治者照此办理。由于宗教变得越来越普及，而且祭司本身的活动特别非军事化，加之妇女到处都对宗教刺激有着特殊的敏感，这种驯化便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依据，以把宗教价值指定给被统治者实质上的女性化美德。然而，道德领域的这种“奴隶起义”，一种由祭司们组织的起义，并不是惟一的内部绥靖力量。另外，每一个禁欲主义者、特别是每一个神秘主义者，都会按照自身的逻辑采取这条路线以寻求个人的救赎。某些典型的外部局势也对这项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那些有限而短命的小型政治权力结构明显毫无意义的更迭，它们与那些普遍性宗教和相对单一的社会文化——比如印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截然相反的方向上运行的另外两个历史过程也对这项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大规模世界帝国内部的普遍平定和消除一切权力斗争的过程，再就是——而且特别是——一切政治支配的官僚化过程，比如罗马帝国的情形。(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消除根据政治与社会利益卷入好战的权力斗争和卷入社会阶级冲突的基础，因而容易产生一种反政治的拒世态度，有利于兄弟之爱——抛弃一切暴力——的宗教伦理的发展。去政治化的基督教仁爱信仰的力量并非来自对社会改革的关切，也不是来自任何“无产阶级的本能”之类的东西，毋宁说，恰恰是因为这种世俗关切的彻底丧失。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所有救赎宗教和会众宗教，同样是由于这个动因而变得日趋重要。促成了这种转变的并不只是、甚至基本上不是进行了道德领域的奴隶起义又被制服了的阶级，而是因丧失政治影响力或者因为厌恶政治而抛弃了政治关切的受教育阶层。
有些十分普遍的经验是瞒不过人们视线的，至少瞒不过缺少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比如暴力又会孕育暴力，比如对社会或经济权力的关注可能会同理想主义的改革甚至革命运动掺合在一起，比如使用暴力反对某种特定的非正义，最终产生的结果可能不是更大正义的胜利、而是更强者或者更精明者的胜利。这种认识进一步唤起了对兄弟之爱伦理的最激进的要求：不应以暴抗恶。佛教和耶稣教义同样都有这个要求。不过，兄弟之爱的伦理也是神秘主义宗教的特点，因为它们特有的救赎追求培育了一种谦卑和自甘屈从的态度，这是它极度轻视尘世的能动性、认为必须隐身穿过尘世而产生的结果，就是说，这是证明已经得救的惟一确凿的方法。实际上，从纯心理学观点来看，神秘主义宗教因其典型的无宇宙论的、并非特定因素产生的仁爱经验，也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果。任何纯粹的理智主义，其本身就会出现这种神秘主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入世的禁欲主义则会与政治权力结构的现实达成妥协，把它看做是对尘世进行理性化道德改造和抑制罪恶的工具。不过必须指出，在涉及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情况时，这种并存也决非易事。与私人的商业能动性相比，公共的政治能动性会导致那些严格主义的伦理要求做出更大程度的屈服，因为政治能动性要着眼于普通人的品质，着眼于妥协和计谋，着眼于利用其他道德上可疑的手段和人物，因此也就是着眼于所有目标的相对化。所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解放战争最初带来的陶醉散去之后，马加比家族[136]的辉煌统治在最虔诚的犹太人当中却产生了这样一个党派：它宁要异族人的霸主也不要本民族的国王。与此类似的还有某些清教教派，它们宁愿教会服从异教徒的支配，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教会中，宗教信仰的真实性才被认为确凿无疑。在这两个事例中起作用的是两个不同的主旨。一个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有在殉道中才能真正得到证明；另一个则是这样的理论见识：政治的暴力机构中不可能为纯宗教的美德提供栖身之地，不管那美德是毫不妥协的理性道德观还是无宇宙论的兄弟之爱。这是入世的禁欲主义同“曼彻斯特学派”所谓国家管得越少越好的主张具有亲和力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