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短工和现代无产者对宗教的传布
最后，处于最不利经济条件下的各个阶层，比如奴隶和自由的短工，迄今为止从来就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是某种特定宗教类型的载体。在古代基督教共同体中，奴隶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古希腊的奴隶和《罗马书》[64]中提到的纳齐苏斯[65]（大概是克劳狄皇帝那位臭名昭著的自由人）的扈从，要么是地位相对很高而且独立的家臣，要么就是豪门大户人家的仆从。不过他们多数还是那种独立的手艺人，要向主人缴纳贡税并希望从收益中攒下足够的积蓄以赎买自由，这在整个古代时期以及直到19世纪的俄国都是如此。还有一些情况则是境况不错的国家奴隶。
根据一些铭文的记载，密特拉宗教的追随者中也包括这个群体的众多代表。特尔菲的阿波罗（大概许多人认为是另一位神的）神庙，显然在发挥着奴隶的储蓄银行的功能而具有了吸引力，因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奴隶可以使用这些积蓄从主人那里赎买自由。按照戴斯曼（Deissmann）那种引人入胜的假设，〔33〕这就是保罗在谈论基督徒由于他们救世主流的血而得救、可以免受律法和罪的奴役时所想到的概念。如果确实如此（《旧约》中的救赎用语救出（gaal）和代赎（pada）[66]当然也应当被看做是基督教概念的一个可能来源），那就表明初创时的基督教非常重视在努力向上但却不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中大力传播，而这个群体奉行的正是一种具有经济理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古代种植园里那些“会说话的财产”——最底层的奴隶阶级，却不是任何会众宗教的载体，也不是实现任何宗教使命的沃土。
所有时代的手艺人都会倾向于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特有的宗教，因为他们通常只是由于以下事实才与小资产阶级有别：在能够开办自己的作坊之前必须等待一段时间。然而，他们会更多地表现出喜欢各种形式的非官方教派类型的宗教，这种宗教能够在城市的下层职业群体中找到特别肥沃的土壤，因为他们面临着日常的匮乏、日用食品价格的波动和职业的不稳定，需要仰仗兄弟般的援助。此外，小手工业者和学徒们一般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秘密的或半开放的、且支持会众宗教的“穷伙计”共同体，它们时而是革命性的、时而是和平共产主义的、时而又是伦理—理性的，其原因主要还是技术上的：四处流浪的手工艺学徒乃是任何大型会众宗教的现成传教士。基督教极其迅速的扩张，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跨越了从东方到罗马的广袤地区，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说明。
至于现代无产阶级，则有着独特的宗教立场，其突出表现就是对宗教漠不关心或者拒之门外，一如现代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现代无产阶级那种凭借自身成就图存的意识，已被这样的观念取而代之：现在要依靠纯社会因素、市场条件和法律所保障的权力关系了。他们已经不再依赖自然与天气，或者依赖有可能被视为受到巫术或天意影响的事物，他们已经彻底断了这样的念头。松巴特对此已作出了精彩的说明。〔34〕因此，无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就像终于完全占有了经济权力的发达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一样，从本性上说就不具备宗教性质，当然也不可能轻易产生出一种宗教，实际上它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一种互补现象。因此，在无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这一领域中，宗教的地位一般都会被其他意识形态代用品所占据。
然而，处在社会最底层、经济上最不稳定且最不易认同理性观念的无产者阶层，以及总是面临沦入无产者阶层的危险、长期穷困潦倒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却极易接受宗教布道事业的影响。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宗教宣传都会具有特殊的巫术形式，或者，在真正的巫术已被除灭的地方，它会具有某种特征以代替巫术—狂欢性的意外恩宠。循道宗类型的救世论纵酒欢饮就是这种范例，比如救世军[67]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在这种环境下，情感因素远比理性的宗教伦理因素更容易获得成功。总之，伦理宗教始终难以从这种群体中首先产生。
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非特权社会群体中才会出现某种特有的阶级宗教。由于任何宗教对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质要求都要以神意为基础，我们在讨论道德观和自然法的时候就必须简要论及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宗教本身的性质，就此而言，事情立刻就会不言而喻：从最广义的救赎概念来说，各个非特权阶级对得救的需求当然是救赎的焦点之一，但并不是惟一的或者主要的焦点，这一点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至于那些“餍足”的特权阶层，他们对得救的需求则非常微弱而陌生，比如武士、官僚和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