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众神与功能神

那些偶然出现的、往往构成一个无序大杂烩的各种神祇（gods），由于被礼拜偶然地汇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决不是仅限于社会分化程度很低的时期。所以，即使《吠陀》里面的各种神祇，也还没有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度。但是，只要出现了对宗教实践的系统思考，一般来说就会演化出一批众神（a pantheon），随着越来越需要诉诸神祇，生活的理性化也会普遍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中的细节则因时因地而差异极大。众神的出现使各种神祇的专业化与个性化成为必需，同时也需要给他们分配固定的标志和不同的管辖权。不过，神祇日益拟人的人格化，决不等同于或者平行于管辖权的日益扩大。事实上还完全相反。例如，罗马各守护神的权限之固定和明确，是希腊诸神远远不可比拟的。另一方面，希腊诸神作为真实人格的拟人化和形象之多变，则远甚于真正的罗马宗教。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项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可见于这一事实：纯正的罗马人对于超自然力量之普遍性的看法，往往保持着一种合乎农民与大地产贵族口味的全民宗教的模式。但是希腊宗教却倾向于反映地区间的区域性骑士文化的普遍结构，比如涌现出英雄般众神的荷马时代的情形。罗马人对这些观念的局部接受以及它们产生的间接影响，丝毫没有改变罗马人的全民宗教，他们接受那些观念仅仅是得到了一种审美的对象。罗马传统的主要特性在其礼仪实践中实际上一直保持不变。与希腊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马人始终对狂欢或神秘类型的宗教抱着敌对的态度（个中原因将在后面讨论）。很自然，发展出不同形式的巫术力量，其功能远不如被设想为一个人物的神所拥有的“管辖权”那么富有弹性。罗马的宗教始终就是“教”（religio）（无论该词从本源上说是来自religare［约束］还是来自relegere［反思］）；它表示的是一种与经过检验的礼拜程式的联系，以及对活跃在各处的所有类型精灵（守护神）的“思考”。

除了由于刚刚谈到的各种因素而趋向于形式主义之外，真正的罗马宗教还包括另一个与希腊文化截然不同的重要特性，即非人格化概念与客观的理性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罗马人的“教”用一种神道的决疑术包围着他的全部日常生活以及他的任何行为，这是一种需要他从世俗角度和数量上专心致志的决疑术，一如犹太人和印度人专注于礼法、中国人专注于道教的神道一样。罗马的祭司名录（indigitamenta）〔3〕包括了几乎数不胜数的神祇，一一详列，各司其职。任何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行为的任何特定要素，都处在特定守护神的影响之下。因此，为了谨慎起见，人在从事任何一项重要活动时，除了在传统上已经确定了责任和影响的dii certi〔4〕以外，还要祈求和尊敬各种面目仍然模糊、管辖权仍不确定、实际上连性别、效力乃至是否存在都令人生疑的神（incerti）。仅仅农耕活动就可能涉及多达十几位神祇。罗马人往往把希腊人的迷醉狂欢（ekstasis，拉丁语为superstitio[6]）视为应当受到社会谴责的精神错乱（abalienatio mentis），但罗马“教”（更有甚者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决疑术在希腊人看来大概就是一种奴隶般的恐惧（deisidaimonia）。罗马人关心的是要让守护神满意，结果就导致了对所有具体行动的要素进行概念分析，每个要素都被划归一个对它专司保护之责的特定守护神的管辖范围。

尽管印度和其他各地也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罗马人那样在纯粹的概念分析、从而在思想抽象的基础上形成并正式开列出大量精灵（守护神）的详细名单，他们的礼仪实践自始至终都集中在这种程序上。罗马人源于这种抽象活动（这与犹太人和亚洲人的礼仪对他们各自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照）的生活方式，其独特的特性就在于不断培育一种实用而理性的神圣律法决疑术，从而发展出一套神圣的技能法学〔5〕，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法律人（lawyer）才能解决的问题。于是，神圣律法便成了理性的法学思维之母。罗马文化这种实质性的宗教特征在李维的历史著述中仍然清晰可见。与犹太人传统的实践取向不同，罗马人始终重视的是要以神圣律法与本国法的观点证明任何特定制度创新的“正确性”。罗马人的思考重心是法律规范问题，而不是罪与罚、忏悔与拯救。

然而，对于我们这里必须首先专注的神性观念来说，事关重大的是，部分相互平行、部分相互对立的管辖权的那些拟人化和划界过程，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了诸神崇拜以及上帝观念的理性化，尽管起点是特定的一批神。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考察各种神祇与魔鬼并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尽管——或者毋宁说因为——它们也确乎像一种语言的不同词汇一样直接由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历史命运所塑造。由于时间的迷雾使我们无法看到这些发展的过程，所以也就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使得一种神性占了另一种神性的上风。它们或许在于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物，比如日月星辰，或许在于诸神或魔鬼操纵、影响、引起或阻止的有机过程，比如疾病、死亡、生育、火灾、干旱、暴风雨、歉收。某些事件的显著经济意义能够使某个特定的神在众神中获得首要地位，比如天神，他主要被认为是光和热的主宰，但在养殖牲畜的群体中，他经常被看作是繁育的主宰。(https://www.daowen.com)

对冥神——比如大地母亲——的崇拜一般都是因为农业的相对重要性，这是非常显见的，但是这种对应并非总是那么直接。没有理由断言众天神作为超然于地上的英雄天堂的代表到处都是高贵的神，而农民的冥神就不是。甚至也没有多少理由认为女神大地母亲的形成是与母权制组织的发展相对应的。不过，掌管收获的冥神通常都比其他神祇具有更多的地方性和大众性。总之，地上诸神的地位低于栖身云端或山巅的人格化天神，往往是由于骑士文化的发展所致，并且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让那些最初居住在地上的神加入栖居天上的诸神行列。反之，主要是在农业文化中，那些冥神往往会兼有两种职能：掌管收获，从而赐予财富，同时主宰着被葬在地下的死人。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两个最为重要的实际关切——尘世的财富和死后的命运——常常要有求于他们，比如伊洛西斯城[7]的秘密仪式那样。另一方面，诸天神则是日月星辰运行的主宰。天体显然受到了一些固定法则的调整，而天体的统治者们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已有或应有固定法则的万事万物的主宰，特别是司法裁判和道德规范的主宰。

行为的典型构成成分和类型越来越具有客观意义，加之对它们的主观思考，这导致了诸神的功能专门化。它可能是一种相当抽象的类型，比如“驱策”（Antreibens）之神和印度许多类似的神。〔6〕也可能按照特定活动方式——比如祈祷、捕鱼、耕地——而导致质上的专门化。作为祈祷的主宰，古印度众神的最高概念，梵（Brahma），就是这种完全抽象的塑神形式的经典范式。正如婆罗门祭司垄断了有效祈祷的权力，即垄断了诸神的有效巫术强制力一样，现在也有一个神垄断了对这种能量的处置权，因而控制了一切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宗教表现，结果他最终成了至高无上的神——如果不是惟一神的话。在古罗马，杰纳斯[8]作为［行动的］正确“开端”之神而决定着一切，从而不事铺张地获得了一种具有相当普遍的重要性的地位。

就像个人的行动一样，共同一致的行动也不可能没有专门的神。实际上，如果一个联合体得到了永久性保障，那就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神。只要一个组织不是建立在单个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基础上，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体，它就会需要一个自己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