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对宗教的漠视以及缘何为信仰而战
一般来说，武士贵族——实际上是一切封建权力——并不愿意成为一种理性宗教伦理的载体。武士的生活方式几乎不可能与仁慈的天意概念或者与一个先验之神的系统道德要求产生亲和力。像罪、救赎与宗教谦卑这样的概念，不仅与所有统治阶层、特别是与武士和贵族的荣誉感相去甚远，而且实际上还会受到他们的排斥。接受一种由这些观念主导的宗教并在某个先知或祭司面前屈膝，大概在任何战争英雄或贵族成员——例如塔西佗时代的罗马贵族或者儒家的达官贵人——看来都会有辱尊严和荣誉。武士的日常心理过程就是面对死亡和人的命运的无理性。实际上，他的生活充满了现世的机缘和风险，所以并不要求他的宗教（而且是勉强接受的宗教）有什么作为，只要能让他免受魔鬼巫术之害，或者举行一些与他的身份感相称的典礼仪式就行，比如祭司祈求胜利或者祈求极乐之死以引领英雄直接进入天堂的祷告。
前面已在另一背景下提到，受过教育的古希腊人始终都是一个武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朴素的泛灵论灵魂信仰在希腊人的政治自治完全毁灭之前一直都是他们的日常信仰，而他们对于死后的存在性质乃至整个来世的问题统统语焉不详（然而他们始终确信，即使在人间处于最贫苦的境地，也比到阴间去发号施令可取）。惟一超出这个限度的发展就是那些提供了礼仪主义手段以改善人在现世与来世处境的神秘宗教；惟一彻底的背离就是提出了灵魂转世教义的俄尔浦斯会众宗教。
在先知宗教或改良主义宗教的剧烈骚动时期，尤其是贵族，往往会被拖入先知伦理宗教的轨道，因为这种宗教类型会征服所有阶层和身份群体，也因为贵族一般都是世俗教育的首要载体。但是，先知宗教的程式化不久即会产生的结果却是把贵族排除在具有宗教狂热特征的各阶层之外。这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教派会议与孔代（Conde）这样的领导人就伦理问题发生的冲突中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像英格兰和法兰西贵族一样，苏格兰贵族最初也曾在加尔文教中扮演过突出的角色，但最终也被彻底驱逐了出去。
总的来说，如果先知宗教能够让武士们在宗教事业中看到前途，那么它与贵族的身份感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互兼容。这种观念赋予一个全能之神以排他性，不信该神的人就是神的敌人，其道德必是败坏的，他的无拘无束的存在会激起神的正当愤怒。因此，直到琐罗亚斯德的时代，这种概念在西方和所有亚洲宗教中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即使在帕西教（Parsism）中，也并不存在宗教允诺与对不信教者开战之间的直接联系。是伊斯兰教首先把这些观念结合了起来。
这一点的先兆——大概也是原型——就是希伯来的神向他的人民发出的允诺，穆罕默德从麦加一个秘密宗教集会的虔敬派领袖一变而为亚斯里卜—麦地那的执政者并最终被犹太人拒绝承认为先知以后，就是这样对其加以理解和重新解释的。耶和华权威支配下的各种救世主领导以色列人联盟进行的古代战争，传统上都被视为圣战。这种圣战就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其特定目的是报复对神的亵渎，诅咒并彻底毁灭敌人及其所有财产。古代人——特别是希腊人——对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希伯来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耶和华的子民作为他的特定共同体，要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证明和体现他们的神的威望。结果，在耶和华成为一个全能之神以后，希伯来先知预言和《诗篇》宗教便开创了一种新的宗教解释。过去预言的对应许之地[54]的占有，被代之以上帝的更大允诺，即耶和华子民的地位将被提高到其他民族之上，有朝一日，所有民族都将被迫为耶和华效劳并匍匐在以色列人脚下。
按照这个模式，穆罕默德设计了圣战的圣训，要让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屈服于穆斯林的政治权威和经济支配。如果不信教者成了“圣书宗教”的成员，那就不必将他们灭绝，而是要从有利的方面考虑他们的存续，因为他们可以做出财政上的贡献。基督徒的宗教战争最初就是打着奥古斯丁的口号“强迫入教”〔28〕进行的，据此，无信仰者或异教徒只有在皈依基督教或者被消灭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知道，乌尔班教皇（Pope Urban）曾不失时机地对十字军骑士们强调，必须扩张领土为他们的后代获取新的利益。穆斯林的宗教战争比十字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实质上就是一项直接获取大量不动产的事业，因为它基本上是以确保封建税收为取向的。到了后来的土耳其封建法时期，参加宗教战争始终就是分配西帕希（Sipahi）俸禄时获得优先地位的重要资格。且不管在宗教战争胜利之后获得统治者身份这样的预期，即使在伊斯兰教那里，与战争宣传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允诺——特别是允诺战死者进入天国——也不应被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允诺，比如瓦尔哈拉殿堂[55]，许给印度刹帝利或武士英雄——他们只要看到了自己的孙子就会对生命心满意足——的乐土，实际上包括任何其他的英雄天国，都不是救赎之地。而且，由于伊斯兰教本质上始终是一种好战的宗教，古代伊斯兰教那些具有救赎伦理宗教特征的宗教成分便黯然失色了。
此外，最早在中世纪十字军征讨伊斯兰教徒期间奉召而来的基督教独身骑士团、尤其是那些圣殿骑士，和伊斯兰教徒的武士团一样，他们的宗教一般来说与救赎宗教只有形式上的联系。印度锡克教徒的信仰也同样如此。最初他们还是强烈反战的，但是，伊斯兰教的观念与遭受的大迫害融合在一起，驱使锡克教徒把毫不妥协的宗教战争当作了理想。战争信念与救赎宗教之间只有相当微弱联系的另一个范例，就是好战的日本佛教僧侣，他们曾在短期内保持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所有这些狂热的宗教徒武士，即使其形式上的正统性往往也会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名副其实。
尽管骑士阶层实际上对于救赎宗教和会众宗教始终抱着非常消极的态度，但在有着基本上是官僚制组织和“军官”的职业“常备”军内部，情况却有所不同。在中国，军队也像其他任何职业群体一样明确拥有一位特定的神，那是由国家册封的英雄。拜占庭军队狂热参与捣毁圣像的行为，也并非自觉遵奉清教原则的结果，而是为了迎合已经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征兵地的态度。但在公元2世纪以后的帝国时期罗马军队中，作为基督教的竞争对手并提出了某些来世允诺的密特拉[56]会众宗教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优先礼拜的对象，此处不赘。
密特拉教在古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们中间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尽管并非绝对如此），他们是一些有权获得政府补贴的下级军官。然而，在密特拉教的神秘教义中，那些名副其实的道德要求却非常朴素，而且只是一种笼统的要求。密特拉教基本上是一种仪式主义的纯洁宗教，和基督教截然不同，它完全是男性的宗教，绝对排斥女性。总的来说，它也是一种救赎宗教，一如上述，是最为男性化的救赎宗教之一，祭神仪式和宗教地位有着等级制层次。另一个与基督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不禁止一个并非罕见的现象，即从不禁止教徒参加其他礼拜和神秘教派。因此，密特拉教得到了从康茂德（Commodus）到最后一位热情参与者尤里安（Julian）等历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而康茂德是第一个全程参加了入教仪式的皇帝（犹如普鲁士国王成为兄弟会成员）。当然，和其他宗教一样，它对今世的允诺也同对来世的预测联系在一起，但除此以外，对军官们来说，它的主要吸引力毫无疑问就在于它在分配恩宠时的实质上的巫术性质和神圣性质，以及在神秘仪式上按照等级层次晋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