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利的概念与类型。资本的作用
“营利”（Erwerben）〔16〕就是偶尔、反复或持续以谋求货物新控制权的机会为取向的活动。“营利活动”则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营利机会为取向的活动。如果是以采取和平手段获利为取向，营利就是“经济的”，它可能是以利用市场行情为取向的。“营利手段”（Erwerbsmittel）就是那些为了经济营利而被利用的货物和其他经济优势。“营利交换”就是以市场行情为取向、为了增大货物控制权而不是为了确保消费手段所进行的交换（预算性交换）。“商业信贷”则是作为一种手段而被提供或得到的信贷，以便增大对营利活动之必要条件的控制权。
理性的经济营利有一种特有的货币核算形式：资本核算。资本核算就是估价与验证营利机会和营利活动的成功机会，其手段是估价一次营利活动开始时经营的总资产（货物与货币），并在营利过程结束时对现存与新增资产进行同样的估价，然后对两者加以比较；如果一个营利组织是持续运转的，那么一个核算期就是要做这样的估价和比较。这两种情况都要对最初和最终的资产状况做出平衡。“资本”就是经营者在账面上结存的可用营利手段的货币价值；“利润”与相应的“亏损”则是最初的结存和该核算期结束时的结存之间的差额。“资本风险”就是进行这种平衡时所估计的亏损概率。经济“经营”（Unternehmen）就是具有资本核算取向的自主行动。这种取向是通过“计算”手段表现出来的：事先计算可能的赢利风险和机会，事后计算以核实实际的盈亏结果。“赢利性”（profitability）如果是理性的，那就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之一：（1）那是通过事先计算被估计为可能的利润，获得这种利润乃是经营者活动的目标；或者（2）那是经事后计算而实际显示的在特定时期获得的利润，而且可以用于经营者的消费却又无损于他的未来赢利机会。这两种情况通常都用与最初的结存资本相关的比率表示，在今天则是用百分比表示。
以资本核算为基础的经营，可能会以利用市场提供的获利机会为取向，也可能以其他获利机会为取向，比如基于权力关系的机会，像包税或者买卖官职。
理性的营利性经营所进行的每一次具体操作，都会以根据计算手段所估计的赢利性为取向。在市场的营利活动中，资本核算要依赖于：（1）根据事先的估计，经营中获得的货物存在着足够广泛的、有保障的销售机会，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有着高度的适销性；（2）从事经营的手段——比如潜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劳务——也能在市场上按照被估计的成本获得，而这种估计成本有着足够程度的确定性；最后，（3）从获得生产资料到最终把产品销售出去的整个过程——包括运输、产品制造、储存等等——所需要的技术和法律条件，它们构成了原则上可以计算的货币成本。
最大可能程度的可计算性，作为有效资本核算的基础，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在对经济活动的社会学条件进行讨论的整个过程中将会反复谈到这一点。这远不是说只有经济因素才对资本核算具有重要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形形色色外在和主观的障碍导致了这样的事实：作为经济计算的一种基本形式，资本核算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
与适合于预算单元的那种计算不同，市场经营者的资本核算和计算并不是以边际效用、而是以赢利性为取向。诚然，赢利的概率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消费单元的收益，由此也取决于消费品的最终消费者可支配的货币收益边际效用结构，正如一般所说，要取决于他们对相关商品的“购买力”。然而从技术观点来看，营利性经营的会计计算与消费单元的会计计算是根本不同的，就像它们致力于满足需求的目的完全不同于营利的目的一样。对于经济理论来说，是边际消费者决定着生产的方向。但事实上，在现代的环境下，鉴于权力的实际分布情况，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这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消费者处于不得不买的地位，他的需求也是由经营者“激发”和“调度”的。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理性计算，尤其是资本核算，都是以对价格及其变化的预期为取向的，因为它们要取决于讨价还价中的利益冲突和竞争，以及这些冲突的解决。这一点在按照簿记制度进行的赢利性核算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从技术观点来看，这种簿记制度今天已经在所谓复式簿记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通过一种单独核算制度，就可以假定经营活动中的不同部门或单独账户之间彼此在进行交换，从而可以根据技术上最完善的方式，对每个单独步骤或措施的赢利性进行稽核。
因此，资本核算在形式上最理性的表现，是以人与人的斗争为先决条件的，这又会涉及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没有任何经济制度能够直接把主观的“需求感”转变为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是必须考虑通过货物生产去满足的。因为，一种主观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一方面取决于它的相对迫切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为满足需求而被估计实际可得或潜在可得的货物。如果这种满足所需的效用被用于其他更为迫切的用途，或者，如果这些效用要么根本不可得，要么只能贱卖劳动与货物以致未来的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而这些需要从当前来看仍被认为更加迫切，那就不可能出现需求的满足。任何经济制度——包括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消费，莫不如此。
在一种采用资本核算因而以个体单元占用生产资料——拥有“财产权”（见第一章，十）——为特征的经济中，赢利性就要取决于“消费者”根据其收益的货币边际效用所能够并且愿意支付的价格。只有着眼于符合这些条件、从而有着足够收益的消费者，生产才是有利可图的。一种需求之所以没有得到满足，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身先前已经有了对其他货物的需求，但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人对所有类型的货物都有更大的购买力。因此，市场上人与人的斗争，就是理性的货币核算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这一事实还意味着，经济过程的结果会受到这样一些人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有能力得到更充足的货币供应、因而可以开出高于他人的价格，或者他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因而能够使生产成本低于他们的卖方对手。特别是后者，他们能够得到更为充足的生产所必需的货物供应，或者更为充足的货币供应。尤其是，理性的货币核算要以实际价格的存在、而不光是以便于专业核算目的使用的虚拟价格为前提，就是说，要以能够发挥有效交换媒介功能的货币为前提，这种货币是实际需要的、而不光是用作纯技术性核算单位的货币。〔17〕因此，以货币价格和利润为取向的行动就会产生以下结果：（1）只要这些货物的生产是由营利性经营进行的，那么货币或者适销货物在市场上有关当事各方之间的分布差异，在左右生产的方向时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只有使已有的购买力得到和能够得到满足，需求才会成为有效需求。而且，（2）什么样的需求类型可以通过货物的生产予以满足，又要取决于生产本身的营利性。的确，营利性在形式上属于理性范畴，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对实质要求漠不关心，除非这些要求能够以充足购买力的形式在市场上得到体现。
“资本货物”不同于一个预算单元全部或部分拥有的财富，它是在资本核算基础上被管理的所有货物。“资本利息”则不同于各种可能形式的贷款利息，它是：（1）使用物质营利手段的估计最低正常营利；（2）营利性经营能够据以获得货币或者资本货物的利率。
这个讲解只是以更加精确一点的形式重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关于资本核算的技术问题，可以参阅例如莱特纳（Leitner）、谢尔（Schär）等人的会计学标准教科书，其中有些内容非常精彩。
1.资本的概念是参考具体的私人经营并按照私人商业会计惯例严格定义的。实际上，这是最便于这里使用的方法。这个用法同日常用语没有多少抵触，反而同社会科学中以往常见的、而且决不是前后一致的用法有更多冲突。为了验证一下这个如今重又在科学文献中日益流行的商业会计用语的益处，唯须提出的问题就是：（1）如果我们说一个法人拥有100万英镑“基本资本”（净值），这是什么意思呢？（2）如果说这笔资本的账面价值“降低”了，这意味着什么？（3）如果公司法规定了什么对象可以作为资本“投入”并且规定了投入方式，这又意味着什么？第（1）点意味着，只有在严格的盘存控制与验证之后显示在决算表上超过100万英镑的资产负债余额部分，才能被计为“利润”并按照股东的意愿进行分配（如果是一个人的经营，只有这个余额才能作为家庭消费之用）；第（2）点涉及严重的营业亏损问题，这意味着利润的分配未必会推迟到资产余额的积累大概在多年以后重又超过100万英镑时进行，而是根据较低水平的余额分配“利润”。但为此就必须“降低”资本的账面价值，就是说，“降低”资本账面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分配较低水平的“利润”。最后，关于基本资本（净值或所有权）如何通过投入有形资产而得到“补偿”，以及如何“提高”或“降低”它的账面价值，法律的规定便给了债权人和股东一个保证，即按照理性的商业会计规则“正确”分配利润，就是说，（a）保持长期的赢利性；（b）保证债权人不受损失。关于“投入”的规则，则无不关系到作为缴入资本之对象的资格与价值。（4）如果说由于无利可图而致使资本去“寻求其他投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能是在谈论“财富”，因为“投资”是一个财富管理的范畴，而不是营利性经营的范畴，或者（比较罕见地）意味着实际资本货物要么不再作为——比如——剩余物或者废物出售，要么就是在其他用途上重新恢复了资本货物的性质。（5）我们所谓“资本的权力”又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生产资料和经济优势——它们可以在一种营利性经营中被用做资本货物——的控制权拥有者，因拥有这种控制权，并且因经济行动以资本主义的商业计算原则为取向，从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地位。
在理性营利活动的最初阶段，资本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只是作为一种货币量被用于进行核算，尽管那时没有“资本”这个名称。在康门达（commenda）[8]的关系中，各种类型的货物就被托付给一个行商在海外市场出售，并采购其他所需的商品带回国内出售，然后在行商和提供资本的业主之间按特定比例分配利润和分担亏损。为此就必须以货币形式对货物进行估价，就是说，在这项冒险开始和结束时进行公平结算。康门达或者海上合伙（societas maris[9]）的“资本”就只是这种货币估价，它仅仅服务于当事各方之间的结算目的，而不是其他。(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说的“资本市场”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存在对某些“货物”、尤其是货币的需求，目的是要把它们用作资本货物，同时还意味着营利性经营的存在，尤其是某种特定类型的“银行”，它们的利润就是得自提供这些资本货物。所谓“借贷资本”就在于按照约定移交货币——日后将等额偿还，不管有息还是无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借物是一种营利性经营的对象，我们就应当使用“资本”一词，对于其他情况则仅仅说是“货币借贷”。按照日常用语的习惯，只要是支付利息，那就是“资本”，因为利息往往是表示一个基本数的百分比；正是由于这个计算功能，贷款或存款额才被叫做“资本”。当然，事实上，该词的起源就在于：capitale（资产）是贷款的本金总额，据说——尽管无法证明——该词是源于计算贷出的牲畜头数。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即使在很早以前，实物借贷就是以货币形式进行估价的，然后据此计算利息，因此，资本货物和资本核算在这里就已经像后来一样具有典型的相关性了。至于普通的借贷，如果它只是作为管理预算内财富的一个阶段，而且只要它被用于预算单元之需，那就不能使用“借贷资本”一词了。当然，对于借方来说，也同样不是“借贷资本”。
除了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资本核算取向以外，“经营”的概念与日常用语中的说法显然并无二致。这样说是为了强调指出，只有能够以资本核算为取向才能构成一种“经营”，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本身，不管这种资本核算的规模是大是小，也不管实际上是否按照理性原则进行理性核算。同样，只有针对以资本核算为取向的经营，才能使用“盈利”和“亏损”这样的术语。像作家、医生、律师、官员、教授、职员、技师、工人那样并非利用资本赚得的货币，自然也能叫做“获利”（Erwerb），但它不应叫做“利润”，即使日常用语也不会称其为利润。“营利性”是一个可以应用于任何分散行为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些根据商业核算技术能够单独估价其“盈”、“亏”的行为，比如雇佣一位特定的工人，购置一台新机器，确定工作日期间的休息时间，等等。
以偿还任何类型借贷时的约定利息为起点去定义资本利息的概念，这并不是个方便的做法。如果有人为帮助一个农民而借给他种子，然后要求得到增值的回报，或者借给人家钱并要求还款时另外付息，我们几乎不会把这个过程叫做“资本主义的”过程。如果行动是理性的，这个贷方就可能很有把握得到额外的回报，因为他的债务人从使用这笔借款中得到的收益可能会大于需要支付的利息，就是说，与不得不放弃借贷相比，那时债务人的状况会变得更好。同样，贷方也会意识到这种状况并加以利用，因为将来的还款加上利息的边际效用要超过他当下控制的、就要被借出的货物的边际效用。这实质上属于预算单元及其财富的管理范畴，而不是资本核算的范畴。即使有谁因为个人急需而从一个“夏洛克”那里得到一笔紧急贷款，他要支付的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利息，放贷人接受的也不是这种资本利息，毋宁说，那是借款的回报。一个做了一笔贷款生意的人，如果他的行为是理性的，他就会专注于他的生意资本的利息，并且肯定会认为，如果从贷款中得到的回报达不到这个赢利比率，他就是蒙受了“亏损”。这种利息我们才能认为是“资本利息”，前者只能称之为“利息”。因此，用这里的术语来说，资本利息始终是按照资本计算的利息，而不是为资本偿付的利息，它始终是以货币估价、因而是以这一社会学事实为取向的：营利手段的处置权——不管是否通过市场——总是掌握在私人手中，亦即被私人所占用。如果没有这一点，资本核算、从而还有利息的计算，都将是不可想像的。
对于理性的营利性经营来说，利息就是最低限度的赢利性，这种利息要被记入资本总量。判断这种特定的资本货物利用方式是否可取，就是要看能否达到这个最低限度的赢利性。这个背景下的可取性自然是从赢利性角度来看的。众所周知，这种最低限度的赢利性比率只是一个近似值，只能根据在资本市场上即时得到的贷款情况而定。但是，何以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计算，其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的存在，正如市场交换的存在是用不同账目做账的基础一样。经营者一成不变地乐于为借贷资本支付利息，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之一。要想说明这个现象就只能这样来理解：一般的经营者都会希望长期赚取利润，或者一般来说，经营者赚到的利润事实上都会高于他们必须为借贷资本支付的利息——就是说，通常在理性的情况下，现在的100可以换回将来的100加X。
经济理论是根据现在和未来所控制的货物的边际效用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顺利。但是社会学家此时想要知道的是，这种假设的关系在人的什么行动中会得到这样的反映：行动者能够以“利率”的形式［对现在和未来货物］作出不同估价，并以这种估价的结果作为他们自身活动的准绳。因为显而易见，这样的情况决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出现的。正如我们所知，这确实出现在营利性经济单元中。然而，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营利性经营和预算单元（家族）之间经济权力的分配（Machtlage），后者既消耗所提供的货物、又提供某些生产手段（主要是劳动）。只有在预计能够赚取最低限度的资本利息时，营利性经营才能（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具备基础并持续运转。这样，经济理论就完全可以说，只有这个按照“利息”标准从事经营的特定阶层的经济行动者，才有可能利用这种权力分配（这本身就是货物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一个结果）。当然，经济理论也有可能沿着另外的路线发展。
2.对预算性“财富”的管理和营利性经营，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二致。实际上，也只有根据相应经济活动的意义取向的差异，才能在分析中把它们区别开来。后者是以保持并增加营利性和以该项经营的市场地位为取向，前者则是以财富和收益的安全与增长为取向。然而，要说这种基本取向始终会在某个具体情况下坚持此一方向而排斥彼一方向，这也决非必然，有时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经营者的私人财富就等于通过生意控制其公司的生产手段，并且他的私人收益也就是那种生意的利润，这倒可以把两者看做同一回事。但是这样一来，所有的私人考虑可能都会导致经营者制订出——按照经营行为的合理性要求来看就是——无理性的生意政策。然而，私人财富和生意控制权往往并非同一回事。此外，业主的个人债务、对较高当前收益的个人需求、遗产的划分等等因素，往往会对该生意产生一种——就生意上的考虑来看——高度无理性的影响，这种状况往往成为采取措施以彻底消除这些影响的起因，例如把家族生意组成公司。
因此，把私人事务和生意分离开的倾向就并非偶然。其缘由在于这一事实：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维护所有者私人财富的关切往往是无理性的，正如从经营的营利性角度来看他对任一既定时间受益的关切也是无理性的一样。和一个生意的营利性相关的考虑，也不等于那些作用于相关劳动者或消费者私人利益的考虑。反过来说，有权控制一项经营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对于自己私人财产和收益的关切，也未必与经营的营利性最优化及其市场权力地位这一长远考虑相一致。当一项营利性经营是由一个生产者合作联合体（produc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控制时，这一点就尤其确凿无疑。对商业经营进行理性管理所产生的客观利益，与控制该经营的那些个人的私人利益决不是同一回事，且往往还是背道而驰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即使在涉及控制权和被控制的对象时预算单元和经营活动是同一回事，两者在原则上也是分离的。
预算单元和营利性经营的这种明确区别也应当在术语上明确表现出来。一个希望消费其收益的私人投资者购买有价证券，这不是一种“资本投资”，而是一种“财富投资”。一个个体为了获得利息而提供货币借贷，从贷方的角度来看，完全不同于一家银行给同一个借方提供的贷款。另一方面，从借方的角度看上去，给一个消费者提供的贷款和给一个经营者提供的用于商业目的的贷款也是完全不同的。银行是在投入资本，经营者是在借入资本。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借方可能只是用于预算管理的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贷方可能是在进行私人财富的投资。私人财富和资本之间以及预算单元和营利性经营之间的这种区别，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如果不作这种区分，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理解那些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受到的限制。（关于这一点，罗特贝图斯［Rodbertus］的著名论文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其中有着种种谬误和缺陷，不过卡尔·比歇尔的出色论述可以补其不足。）〔18〕
3.决不是所有进行资本核算的营利性经营都会具有双重的市场取向，就是说，既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又在那里出售它们的产品或者最终劳务。包税以及各种金融业务也在进行资本核算，但并不出售任何产品。由此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结果，这将在以后讨论。这是一种并不以市场为取向的资本主义营利活动。
4.为求便利，这里将把获利活动（Erwerbstätigkeit）和营利性经营（Erwerbsbetrieb）加以区别。任何以特定方式力图获取尚未拥有的货物、货币或其他物品的人，都是在从事获利活动。这也包括官员和工人，而不光是经营者。但是“营利性经营”一词将只限于指称那些持续以市场机会为取向的获利活动，因为它们把货物用做确保营利的手段，其途径是：（a）生产和销售有需求的货物，（b）提供有需求的劳务以换取货币，它可能是通过自由交换，或者是利用第3点业已指出的被占用的优势。凡是仅仅作为私人财富出借人或投资者的，都不是从事这里所说的营利活动，不论他在多么理性地管理着他的资源。
5.不言而喻，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营利性经营按照有利可图的方向生产货物，决定的因素则是最终消费者根据自身收益所认为的边际效用。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那就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经济在大规模地（a）创造着新的需求并使旧的需求不断萎缩；（b）通过进攻性的广告策略使资本主义经营对消费者的需求功能发挥着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这一点主要适用于并非最迫切的需求，但即使对食品与住宅供应这样的需求类型，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者也在发挥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