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经济分工类型
一个以经济考虑为取向的群体中的所有社会行动类型，以及所有具有经济意义的联合体关系，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有助于生产的、特定模式的人的劳务分工与组织。只要瞥一下经济行动的这些事实就会看出，不同的人们在以极为多样化的方式互相组合并与非人类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从事着不同类型的工作，同时也服务于共同的目的。这些现象极为复杂，但仍有可能区分出若干类型。
用于生产目的的人的劳务可以区分为（a）“管理型”劳务，（b）以管理者的指令为取向的劳务。为了下面讨论的目的，后一种类型将被称为“劳动”。
不言而喻，如果劳动指的是时间和努力本身的支出，那么管理活动就是这种最明确意义上的“劳动”。然而，上面定义的“劳动”与管理活动非常不同，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该词的用法已被普遍接受，而且这里的讨论也将遵从这种用法。如果是为了更一般的目的，将会使用“劳务”或“工作”等词。
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部，从事劳动或其他工作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1）技术性的；这意味着，众多协作的个人的劳务被分别互相结合并与非人类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以完成生产的技术程序；（2）社会性的；首先，可以按照特定劳务是否属于自主与自治经济单元的管辖范围并根据这些单元的经济性质进行分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劳务、不同的物质生产资料以及经济营利机会是否被占用的方式或范围进行分类，因为它们都是利润源或者获利手段。这些要素决定了职业分化的方式和市场的组织，前者是一种社会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经济现象；（3）最后是一个经济准绳；我们必须分别探究，劳务的互相结合以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同类型经济单元之间的分工以及占用的模式，究竟是在预算管理还是营利性经营背景下被利用的。
对于本节以及下一节的内容，请参阅卡尔·比歇尔的权威论述，见他的“职业”一文，载《政治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wiss enschaften），另见他的《国民经济的兴趣》（Die Entstehungder Volkswirtschaft）。〔26〕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著述。只有在为求便利起见而显得必要之处，其中的术语和分类才会与比歇尔的不同。没有理由再去援引其他资料了，因为以下讲解并不试图得出新的成果，而只是为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1.应当强调指出，目前的讨论仅仅是对这些现象的社会学方面所做的简要概括，因为它们与这些讨论的来龙去脉有关。经济方面的讨论则仅限于可用形式上的社会学范畴加以表述的内容。只有在涉及价格与市场条件时——目前只是对此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讨论——才能作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描述。但是，这些实质性方面只能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进行概括的介绍，其中可能包含某些非常含糊的曲解。纯经济的说明方法很有诱惑力，但也很容易误人视听。兹试举一例：人们很可能认为，中世纪那种由法人调整、然而是“自由”的劳动，其关键的发展时期应该是在10到12世纪的“黑暗”时代，在熟练劳动力（农民、矿工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以封建主的税收机会为取向的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后者享有对土地、人身和法庭的领有权利，这是争夺各自的利益和竞争税源的权力。据称，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乃是16世纪缓慢的价格革命。这种论点可能是说，这场大革命导致了西方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的绝对和相对上涨，因而——根据众所周知的农业经济原则——为市场化生产、也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这在英格兰表现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形式，在易北河与俄国之间的地区则表现为徭役制庄园的形式。对于非农产品来说，这种膨胀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绝对价格的上扬，但可以认为，相对价格却很少如此；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则是下降的，因此，只要具备必需的组织前提和外部与主观前提，就会刺激人们去开创能够在竞争条件下站得住脚的市场经营。如果断定德国并不具备这些前提，那就可以说明从那时以来开始的经济衰落的原因。接下来的说法则是，所有这一切后来产生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的发展，其必要前提则是大规模市场的发展。这一点已经实际发生的标志就是英国商业政策的某些变化，更不必说还有其他现象了。
为了验证对经济结构得以发展的实质性经济条件所作的理论推断，这些以及类似的命题也许都会被利用起来。但这样做是完全行不通的。这些以及众多其他有争议的理论，即使并不能证明完全错误，也不可能引入目前的讨论范畴，因为后者是个特意仅限于社会学概念的范畴。然而，由于放弃了任何这样的尝试，本章以下的讲解会明确拒绝进行任何具体“说明”，而是仅限于提出一种社会学的类型学。前面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因为它有意识地略而不谈货币与价格决定论。这一点必须特别加以强调。因为，只有经济状况的事实才能为真正说明与社会学理论相关的发展过程提供新鲜血肉。这里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个适足于用相对清晰明确的概念进行分析的框架。
不言而喻，这里不会考虑试图充分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种可能形态的发生顺序类型。现在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大纲性的分类系统。(https://www.daowen.com)
2.通常的经济学术语普遍遭到了一项言之有理的责难：它往往对商业“企业”（Betrieb）和“公司”（Unternehmung）不加区分。〔27〕在具有经济取向的行动领域，“企业”是个技术范畴，指的是某些劳务类型的相互结合以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相互结合的连续性。与这个范畴相对的则是间歇性的行动或者结构上不连续的行动（正如在每个家族中都能看到的那样）。相反，与“公司”这一具有经济（营利）取向的范畴相对的则是“预算单元”（Haushalt），它在经济上是以供应需求物为取向的。不过，按照“公司”和“预算单元”来分类并不能包罗一切，因为存在着一些并不能归入“公司”范畴的获利取向的行动。所有纯粹由于“工作”而得到收入的活动，比如作家、艺术家、公务员的活动，就是既非此也非彼。然而，租金和年金的收支则显然属于“预算管理”的范畴。
尽管存在着［“企业”与“公司”的］这种区别，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凡是谈到持续、协调、不间断的经营活动时，仍然使用了“营利性企业”（Erwerbsbetrieb）〔28〕这一说法，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企业”的体制，如果只是一个经营者独自活动而没有一个班子的辅佐，这样的活动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这里关心的主要是突出家庭（预算单元）和持续的、有组织的商业企业的分离。现在应当指出，使用“营利性企业”一词替代“持续性组织的商业公司”，仅仅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才是恰当而清晰的，在那里，技术单元“企业”和经济单元“公司”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未必是这种情况，因为若干在技术上分离的“企业”能够组合为一个单独的“公司”。当然，后者的构成并不是由于若干技术单元与同一个经营者的关联，而是由于这些单元都在被利用来以某种协调的计划为取向而赢利，因此，出现过渡的形态是可能的。在单独使用“企业”或“经营”（betrieb）一词时，始终就是指的这样一些由建筑、设备、劳工和一种技术管理构成的技术单元，后者可能是一些他主和他治的单元，它们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是存在的（正如目前使用的术语也承认的那样）。因此，“营利性企业或经营”一词仅仅用于指称技术单元和经济单元（“公司”）是同一回事的情况。
在分析“工厂”与“包出制[13]经营”这样的范畴时，“企业”与“公司”的关系尤其会提出棘手的术语问题。非常清楚，“包出制经营”就是一种“公司”类型。从“经营”角度来看，它包括两种类型的单元：一种是商业企业，一种是以劳动者的家庭成员作为构成成分的企业（在没有较大型工场的情况下，可能会由工匠师傅加以组织，这是“雇佣老板”制的过渡形态）；家庭企业为商业企业履行某些特定功能，反之亦然。单纯从“企业”角度来看，整个这一过程就完全不可能被理解，因此必须要使用另外一些范畴：市场、公司、（个体劳动者的）家庭、对已经购买的劳务的商业利用。
“工厂”的概念完全可以像前面提议的那样从非经济角度定义为一种技术组织的模式，且不管劳动者的地位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不管涉及内部技术专业化程度的劳动分工采取了什么样的模式，也不管生产手段的类型是机器还是工具。就是说，它只是被定义为一种有组织的工场。然而，生产场所和生产资料的占用模式——它们属于同一个所有者——看来也必须纳入到定义当中，否则这个概念就会变得像可租赁作坊（ergasterion〔29〕）一样模糊。不过一旦这样做了，原则上说似乎更便于把“工厂”与“包出制经营”划分为根据资本核算从事经营的“公司”的两个严格的经济范畴。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工厂”的范畴大概就会像“包出制企业”一样罕见了，而只会出现这样的范畴：各种各样的车间、建筑、工具、商铺劳务和家庭劳务。
3.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只在绝对必要时才会予以考虑，而且只作附带说明。以下要点对于目前的讨论已经足够了。
所幸的是，把经济体系的类型与经济政策类型加以区分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30〕由舍恩贝格（Schönberg）首先提出并以略有变化的形式归到施莫勒（Schmoller）名下的那些阶段——“家庭经济”、“乡村经济”、又和更进一步的“领主与诸侯家产制家族经济”、“城镇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31〕有关的那些阶段，在他的术语中就是根据调整经济活动的组织类型进行定义的。但这并不是断言，甚至调整的类型——被调整的经济活动隶属于不同的组织，因而按照这些组织的管辖范围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所谓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承袭了城镇经济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措施。此外，已经出现的这类革新与那些已经达到高度合理性水平的家产制国家的“重商主义”革新政策也并无太大的不同；它们也许相当于“国民经济政策”，但要使用这一日常用语却并不非常恰当。而且，这样分类显然并不能断言，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劳动角色的指派、区分与结合模式，在独立经济单元之间划分不同功能的方式，以及对劳动、生产资料、营利机会控制权的占用模式，无论如何都会与作为某项经济政策（潜在）代理人的组织维度有关；至关重要的是，这样分类并不能断言，它们始终会随着这些组织维度的变化而发生同一方向的变化。对西方和亚洲的比较以及对现代西方和古代西方的比较可以证明，这样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考虑经济结构决不意味着理应无视拥有调整经济活动实质权力的组织之存在与否，也决不意味着理应无视这些组织进行调整的实质目的。营利活动的模式总会受到这种调整的强有力影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只有政治组织才会具有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4.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讨论的目的是要确定经济活动之形式合理性的最适条件，以及它与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各种类型的实质需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