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藏異書”、“擇之甚精”：宋氏的家學與藏書
宋人喜藏書，可從太祖説起。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宋太祖雖起于介冑之中，然“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于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爲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曰：‘臣無奇谋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①太祖的喜歡購書、藏書和讀書，其目的雖是要“廣見聞，增智慮”，實則政治志向已不可限量，同時也隱然兆示了未來崇儒重文的治政方略。後來平西蜀，征南唐，太祖都特命專人收羅其書籍輿圖，以充三館，也延續了他一貫的想法。
宋太宗的喜愛讀書、聚書，更超過太祖。宋真宗稱其“崇尚文史”②，《宋史》載其“性嗜學。宣祖總兵淮南，破州縣，財物悉不取，第求古書遺帝，恒飭厲之。帝由是工文業，多藝能”，③即可見一斑。宋太宗即位後曾多次命臣下廣搜圖書，三館之外復置秘閣，並謂：“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④又曰：“國家勤求古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宜在詢求。致治之先，無以加此。”⑤並明確提出：“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终須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⑥這都可見出其對藏書的重視和宋廷的崇文的思想導向，朝廷藏書的數量也因此迅速增加。
宋朝以文治立國，士大夫詩書傳家，藏書亦富，往往媲美館閣。即以宋初來説，著名的藏書家就有孫光憲、丁顗、江正、高頔、戚同文、胡仲堯、楊徽之、王溥、李昉、朱昂、郭延澤、劉式、錢惟演、宋白、畢士安、姚鉉、趙安仁、眉山孫氏等十數家，藏書往往多至數萬卷。⑦由唐到宋，在圖書典籍和文獻文化的傳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氏家族的藏書，當始於宋龜符、宋皋，至宋綬又得到畢士安、楊徽之兩家的珍藏，藏書數量大增。如晁説之所説：“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⑧宋綬所以能得楊徽之的藏書，是因爲綬爲徽之外孫的緣故。楊徽之無子，僅一女，亦知書，嫁宋皋，每以經史教授其子。故宋綬自幼也喜歡讀書，加之天性聰穎，額有奇骨，深爲徽之器愛。徽之卒，遺奏宋綬爲太常寺太祝。畢士安藏書何以會歸於宋氏，今已不可知，然史載宋真宗領開封尹，楊徽之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二人既爲同官，或受其影響，畢士安亦稱賞宋綬之才學，後來遂將其藏書亦贈與宋綬。畢士安真宗時與寇準並爲宰相。真宗曾“詔以崇文院所校《晉書》新本分賜輔臣。宗室上曰：‘昨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參知政事畢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深然之。”⑨史又載士安“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⑩則知其不但端方有識見，亦頗富文章之才，喜藏書，精校讎，當對宋綬影響很大。
宋綬承繼了楊徽之和畢士安兩家的藏書，也承繼和發展了二氏和宋家的學問傳統。宋綬既自幼聰穎，喜好讀書，又得宋真宗賞識，恩準其任意取讀秘閣之書，故於經史百家之學無不涉獵。宋綬一生歷真、仁二朝，頗受君王眷顧和器重，不但出入館閣，仕至輔相，“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裁定”，而且其學博而能專，尤擅文史。真宗祀汾陰，宋綬“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仁宗詔讀唐史，宋綬以侍讀學士，領三班院，專司進講。“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其所爲文，楊億稱其“沈壯淳麗”，自謂不及。“其筆札尤精妙”，“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⑪宋家的藏書到了宋綬這一輩，不但藏書的數量大爲增加，而且還顯示出其自家的特色：“喜藏異書”⑫，“擇之甚精”，即不只求多，還求精善，並重視專藏。葉夢得曾對此作過評價。他説：“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爲法也。”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憲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密，皆勝諸家。”⑬言語之中，極爲推崇。所以能“校讎詳密”，是因爲在校讎觀念上，宋綬不但主張親力親爲，而且他還認爲“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一書三四校”⑭。這無疑是宋綬一生校書的經驗之談。
宋綬的學術傾向和藏書、校書觀念直接影響了宋敏求。宋敏求承繼其家學，既博且專，較之其父，特色更加鮮明。對於宋敏求的這種學術特色，時蘇頌作過一個比較全面的概括，兹引述如下：
“公生十年而承家學，摛辭據古，早有過人者。自經傳所載，師儒所傳，靡不旁通而浹洽，而於唐世及本朝尤爲練逹。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百家之略録，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歸趣。雅爲丞相宋元憲公所知。從辟洛陽，每訪以故實。太師歐陽文忠公領禮儀，修唐史，以公嘗僚，手書咨事，自謂淺陋，繄鴻博之助。至於廟堂典故，學者疑義，莫不從而質之而後决。”“其爲修撰，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書）·藝文志》目購尋衆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録所載，第爲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其譔著則有《書闈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東觀絶筆集》二十卷。屬詞謹嚴似權僕射，論事簡切似李司空，訓辭兼常、楊之温雅，篇什得元、劉之清麗，蓋有湛深之思。初，宣獻公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用十三類，離爲一百三十卷。唐自大中世史記放絶，載禩不傳。公綴集所聞，續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録，總一百四十八卷。國朝都汴，沿舊方鎮，府寺邸第閭里坊巷，增易數矣，人罕識其故處者。公依韋述類例，譔《東京記》三卷。雍洛故京，漢唐遺事，洊罹殘燬，其迹熄矣。公掇方志洎碑記所載，撰《長安（志）》、《河南志》各二十卷。奉詔編輯則有《閣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貢録》十卷。記當官所聞見與其應用，則有《三川下官録》、《入蕃録》、《春明退朝録》各二卷、《韻類宗室名》五卷、《安南録》三卷、《元會故事》一卷。摭唐人物世系遺事，則有《諱行後録》五卷。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顔魯公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别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采晉唐人詩歌見於石者，作《寶刻叢章》三十卷。嘗謂司馬遷《史記》注解疏牾，學者罕通其義訓，悉取《音義》、《索隱》、《正義》，王元感、陳伯宣《别注》，將仿顔師古《西漢》爲集注，及被詔修《百官表》，續《本朝會要》，删定《九域志》，皆未克就。嗚呼！可謂博矣。公雅以善書稱，結字清勁，得其家法。前奉詔題濮安懿王王夫人神主，書御製韓忠獻公碑，及當時公卿士人匄請題寫被金石刻者多矣。嘗對延和，上問宣獻遺迹，翌日奏七軸以獻。”“家書數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别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侄繙讐訂正，故其收藏最號精密。平生無他嗜好，惟沉酣簡牘，以爲娱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早與仲弟都官君敏修文章學問互相開發，子侄輩悉能奉循世範。”⑮
宋氏父子皆極爲淵博，然宋綬撰述較少，而敏求則著述甚多。宋綬於唐史多有研究，並開始編《唐大詔令集》，然是書之成則在敏求之手，敏求更撰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録，纂唐代地志，集唐人世系、遺事，其所涉范圍之廣和用力之深皆遠超其父；宋綬治史已關注本朝，關注典章制度，撰有《鹵簿圖》十卷，而敏求則對本朝史、對典章制度的建設尤爲重視，編撰《閣門儀制》《蕃夷朝貢録》《元會故事》《春明退朝録》等，多存一代故實；宋綬有《歲時雜詠》，“手編古詩及魏晉迄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釐爲十八卷”，⑯敏求則輯校、整理唐集，録存唐人詩碑等，成績亦超過其父；宋綬藏書、校書崇尚專精，敏求更進一步將其推廣至秘閣的藏書校書；宋綬擅書法，敏求能傳其法，其字播於金石，爲時人所重。可惜的是，宋敏求的上述著述未能全部保存下來，今天我們能見到的，主要有《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缺卷一四至二四、八七至九八計二十三卷）、《長安志》二十卷、《河南志》四卷（原書佚，今存清人徐松輯本）、《春明退朝録》三卷、輯校唐人集如《李翰林集》、《顔魯公集》、《劉賓客外集》、《李衛公别集》等多種。其數量雖不算很多，然亦足見出他在唐代文史文獻整理、編纂和研究方面的成績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