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域到中央，從中央到全國：京東士風的傳播與“太學新體”的形成
《宋史》卷四四六忠義傳一序寫道：“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
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從真宗朝至仁宗朝，在士大夫之中産生了爲直言正論的風氣，並逐渐成爲宋代的一個特徵。如前節所述，直至仁宗朝初期爲止，京東士人都與這一風氣的形成有着極大關聯。
士大夫的直言諫諍精神，在新生代官僚開始活躍的天聖（1023—1032）、明道（1032—1033）年間迅速高漲，並在慶曆年間到達高潮的同時，擴散至各地。在慶曆新政時擔任諫官的歐陽修（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余靖（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區）、蔡襄（興化軍仙遊，今福建省仙遊縣）、王素（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市）、孫沔（越州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的出生地都不在京東路内，而其中四人更是南方人，這一結果也十分能够説明問題。率領他們的范仲淹雖然是蘇州吴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但在其二歲喪父之後，便跟從再嫁的母親搬到淄州長山（今山東省鄒平市東），因此可以看作京東士人。關於范仲淹作爲政治家時的積極言事之風，已有諸多研究進行了介紹而毋庸贅述，但筆者想在此指出一點，即范仲淹的政治主張，與在他之前的京東士人不同，其原因則與其學問密切相關。范仲淹二十一歲以後的三年間在淄州長山的長白山醴泉寺學習，並在二十五歲以後的四年間求學於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書院。他在《移蘇州謝兩府》（《四部叢刊》本《范文正公别集》卷四）自稱：“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由此可知其學問成於京東。而應天府書院是後來天聖五年（1027）他爲母親服喪時，應晏殊（991—1055）之請而執教之地。其間，他還制定了一套關於學生學習的嚴格規定。因此，該地與他有着特别的緣分。此時進學於此的石介也可謂受到了范仲淹的熏陶。相较之下，對時政頗感興趣的石介在言論和其學問上的關聯程度更大，也因此做到了太學教官。除了向其他地域擴散以外，上述與學問的關聯也是促使言事之風滲透至太學和科舉的原因之一。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祝尚書先生推斷在景祐元年的科舉中，以“變體”登高第的人物爲山東人張唐卿。他從小廢寢忘食耽讀經史，而其所作文章受到過“東州士人”的稱贊。對此，祝氏所引韓琦所撰的墓誌銘寫道：“每文章之出，遠近爲之傳誦。”又，該墓誌銘描述其品行稱，少時言語已有分寸，家人都不把他看作孩子，並且在科舉及第後，他召集同年中榜的進士聚集於相國寺時，其舉止無不合理，因而連當時的名士學者都對其表示尊敬。從中可以推斷，模仿其文章者的增加不僅由於其高位及第，也與其人格高尚息息相關。
除了殿試以外，張唐卿同樣在解試和省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由此可以認爲，張唐卿亦擅長當時仍流行的西崑體美文。然而，若祝尚書先生的觀點屬實，那麽張唐卿的殿試答卷之所以被稱爲“變體”，是因其内容含有對天子的諫言，而選他爲狀元的考官判斷便是打開後來“太學新體”流行的端緒。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七親試（一作殿試）記載，景祐元年殿試的主考官是盛度（968—1041）。盛度雖是杭州餘杭縣（今浙江省杭州市西）人，但其先世居於京東路内的應天府。筆者雖未在目前流傳下來的資料中找到盛度積極進諫的確證，但在《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幾處文獻中可以得知他曾向真宗提議，設立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等四科以尋求精通政治、軍事或審判的人才。雖然此建議實際上是受到真宗命令而爲之的産物，但之所以真宗故意給當時被貶至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一帶）的盛度密詔，也許是因爲早已得知盛度對科舉制度心懷看法。那麽，盛度的想法便可以理解爲：應當通過科舉廣泛尋求擁有文學以外才能的人才。選擇張唐卿作爲狀元的判斷，也許是其上述想法的反映。之後，積極敢言的京東士人的特質，逐漸爲太學生和科舉考生所仿效。
在此，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張唐卿殿試答卷於當時未必受到了否定評價。事實上，他的墓誌銘中也寫有范仲淹對其《積善成德論》的贊賞之詞。此外，該墓誌銘中還記有關於張唐卿自身政治才能的故事：他在任陝州（今河南省三門峽市一帶）通判時，曾爲了遭受水災的當地人民而向上級建議减少賦税。對此，轉運使却置若罔聞。他因而向天子上奏並讓轉運使聽從了他的建議。筆者在前節中已經提到，某事或某人所受到的評價，會根據評論者和評論者此時所處的立場和狀况等因素而改變。張方平之所以在奏本中將張唐卿的答卷稱爲“變體”並視其爲有害之物，是由於身爲考官的他認爲這是自己正要排除的“太學新體”惡習的來源。如果説在考卷上對天子進諫的風潮逐漸過火纔導致了文章“怪誕詆訕”、“流蕩猥煩”，那麽張唐卿本身以及其他的初期模仿者本無多少應該被批評的理由。事實上，除了張方平的奏本以外，在現存資料中也並未看到其他對於“變體”及其模仿的批評。
按照張方平的奏本所述，“各出新意，相勝爲奇”的傾向在慶曆二年（1042）石介做太學教官之後忽然趨於顯著。而當時最高學府的太學學問傾向也對其他地域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慶曆五年（1045），朝廷收到請求稱，希望還原慶曆新政時被更改的科舉制度。同年三月，楊察（1011—1056）在建議（《續資治通鑑長編》慶曆八年引）中表示：“自（慶曆）二年以來，國子監所試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爲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爲工。中外相傳愈濫，非惟漸誤後學。”⑮當然，在石介任太學教官之前的“變體”模仿者中，也應有京師開封、京東路及其他地域的出身者，但各個地域的人數恐怕没有很大差異，也並不足以引起關注。正如“太學新體”這一名稱所示，其風潮首先出現於太學所在的中央開封。而“自（慶曆）二年以來”一文足以證其實。
《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祐七年（1092）四月甲寅（二日）一條下可以看到左正言姚勔（生卒年不詳）的發言：“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爲長賦幾千言。但爲浮辭，不求典要，當時能文者往往效之。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雖然没有確切證據表示“開封舉人”路授（生卒年不詳）曾是太學生，但在《青箱雜記》卷八（《稗海》本）中可以看到如下記述：
慶曆丙戌歲（六年，1046），春榜省試，以“民功曰庸”爲賦題。題面生梗，難爲措詞。其時路授、饒瑄各場屋馳名。路則云“此賦須本賞”，饒則云“此賦須本農”。故當時無名子嘲曰：“路授則家住關西，打賞駡賞。饒瑄則生居浙右，儞儂我儂。”
來自“關西（今陝西、甘肅省一帶）”的路授在京師得到參加省試的資格，大有可能是因其身處太學而易於把握當時學問的傾向並在制度上佔優。比如歐陽修在天聖六年（1028）跟着胥偃（生卒年不詳）從隨州（今湖北省隨州市一帶）到京師開封後，於天聖七年（1029）考取了國子監第一，並在同年的國學解試及翌年的禮部省試中以優等成績榮升進士。
楊察在上引建議中指出詩賦形式的缺點爲“汗漫無體”，而策論内容的缺點則爲“激訐肆意”。但正如筆者在本文開頭所述的那樣，這兩個特徵之間應當存在關聯。從姚勔説路授幾千言長賦“但爲浮辭，不求典要”來看，其賦中也存在内容的缺點。而據《青箱雜記》所引路授、饒瑄之語則可以得知，其作賦時重視的是寫什麽而並非如何寫。若從“太學新體”“怪誕詆訕”、“激訐肆意”的特徵來看，路授、饒瑄二者正是各自從賞賜與農業的角度將“民功曰庸”這一賦題與時政相結合來論述的。關於饒瑄（生卒年不詳）此人，除了能够確定其來自“浙右（今浙江省東部）”以外，筆者還未找到更多信息。然而，若饒、路二人同爲太學生的話，《青箱雜記》所述便可以被看做是“太學新體”在京師流行的證例。反之，則可以解讀爲“太學新體”對地域造成了影響。無論如何，善於將題目與政治問題結合作賦之人在科場能够得到高度評價是當時各地士大夫的普遍認識。
許瑶麗先生指出，雖然仁宗朝盛行詩賦、策論輕重論，但是大約在熙寧（1068—1077）以前，科舉的録取便專以詩賦而定了。因此，賦便是“太學新體”的代表，並且張唐卿的“變體”也有可能是指《房心爲明堂賦》或《和氣致祥詩》，而非《積善成德論》。⑯關於“太學新體”，從姚勔指出數千字長賦的缺點並表示“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這一點看來，至少可以説在北宋人看來，“長賦”就是張方平的主要批評對象。關於“變體”另一方面，策論在景祐元年科舉改革以後，地位有所提高，並産生了不拘舊式作文的機會，因此祝尚書先生認爲《積善成德論》便是其代表作品。⑰對此，許瑶麗先生却持否定看法。她認爲，雖然在景祐元年的科舉改革中，策論成了判斷去留的材料，但其形式規定並没有出現改變。在没有其他相關資料的情况下，我們對此不能妄下定論。然而，既然其模仿者致力於“出新意”，那麽“變體”的特徵首先應當在於内容方面的新奇。若以文體而言，則論的可能性最高。即便是詩賦，其新奇之處也依然應該在於内容而非形式。
張方平在奏本中除了將總字數偏多作爲“太學新體”賦的特徵之外，還提到了其單句的字數之多。作者對政治的自由議論導致了形式上的變化。而所謂的“散體化”亦是誕生於宋代的文賦特徵。一般來説，宋賦是在模仿漢賦的基礎上發展出的産物，但二者有一點不同的是，漢賦在使用散體創作的同時，也重視形式之美。雖然造成上述現象的理由並不單一，但就本文的内容而言，宋賦，特别是“太學新體”賦屬於直截了當的諫諍，而側重表達内容。與此相對，漢賦則屬於在托物諷諫的同時，也相當重視描寫景物。借用郭維森先生等人的話來説，漢賦作以“物境”，而宋賦（“太學新體”）作以“意境”。⑱
原本京東一帶士人所特有的直言諫諍精神，伴隨着他們的抬頭，首先滲透到作爲政治、學問中心的開封，接着便迅速擴散至全國。其影響之大，甚至改變了賦的形式，促進了作爲宋代文學特徵之一的文賦形成。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