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叠加的意義

(五)因果叠加的意義

上文在討論“大麥未收/治圃晚”時,提到了詩行前半部分與後半部分的因果互换位置的可能性:因爲“大麥未收”,所以作者意識到“治圃晚”;或者因爲“治圃晚”,所以作者意識到“大麥未收”。在此處這兩種邏輯其實是同時存在的,而一旦“前因後果”和“前果後因”兩種邏輯同時存在於某一詩行内部的時候,其叠加的邏輯關係便可以被簡化成“等於”的邏輯關係:“大麥未收”完全等同於“治圃晚”。同樣的狀况在陸游(1125—1210)《遊山西村》詩的頷聯和頸聯中也可以找到: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

此處的四個“行内邏輯”基本上都是既可以用“前因後果”,也可以用“前果後因”來解釋的,因此前半句“等於”後半句。由此推進,在閲讀這四句的時候,我們大可以抛去前半句,而關注簡化後的:“疑無路,又一村。春社近,古風存。”如此一來,“行間邏輯”便被凸顯了出來:

疑無路,/又一村。春社近,/古風存。

第一處的“行間邏輯”應爲“轉折”:雖然詩人“疑無路”,但是馬上發現“又一村”——而這兩句之間同時也具備在時間上“遞進”的關係。第二處的“行間邏輯”應爲“前因後果”:因爲詩人看到“春社近”,所以詩人意識到“古風存”——而這兩句之間同時也具備在程度上“遞進”的關係。由此再推進一步,這兩聯之間最重要的邏輯關係是“遞進”。

那麽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當“前因後果”和“前果後因”的邏輯叠加現象發生在詩行之内的時候,可以將之簡化爲“等於”的邏輯——但是我們究竟爲什麽要做“簡化”這個動作?在本節的第二小節中,我們曾經得出的這樣一個結論:在硬性規定“對仗”的頷聯與頸聯,“行間邏輯”的優先級要低於“行内邏輯”。然而,本小節中《遊山西村》的例子告訴我們,每當遇到“對仗”的頷聯與頸聯中的“行内邏輯”能够被簡化的情况,“行間邏輯”的優先級則變得要高於“行内邏輯”。這也就是説,當閲讀《遊山西村》的頷聯與頸聯時,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這兩聯四句之間出現的一種逐漸推進的美典效果,而非傳統的“對仗”框架下的美典效果。

然而,當“前因後果”和“前果後因”的邏輯叠加現象發生在詩行之間的時候,那麽這種叠加的邏輯是無法被簡化爲“等於”關係的。“行間邏輯”的叠加反而起到了分别强化每一種邏輯的效果,因此讓文本更具有開放性,例如:

遊人多問卜,/傖叟盡攜龜。——蘇軾《荆州》其五

到底是因爲“遊人”總有“問卜”的需求,所以導致“傖叟”纔“攜龜”的?還是因爲很多“傖叟”都“攜龜”,所以導致很多“遊人”前來“問卜”的結果?又如:

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陳師道《雪》

到底是因爲作者聽到了犬吠,所以纔意識到鄰人回家?還是因爲鄰人回家,所以導致了犬吠?“行間邏輯”的叠加並不需要確定某一種爲“正確的”邏輯,其强調的恰恰是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文本的張力與開放性。

最後,關於詩行内部出現叠加的“前因後果”和“前果後因”邏輯關係可以被簡化成“等於”關係的現象,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高友工、梅祖麟針對近體詩中“分析的語言”和“隱喻的語言”的論述:

如果詞與詞之間的關係得到充分的表現並以語法形式組織起來,這就被稱作“分析的關係”;如果詞與詞是通過對等原則而隱含地聯繫起來,這就是“隱喻的關係”。按照這兩種關係構成的語言,我們分别稱之爲“分析的語言”和“隱喻的語言”。

當高、梅在分析“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兩句時,認爲這兩行是“利用語義的相似構成隱喻”的範例。這也就是説,“浮雲”與“遊子意”、“落日”與“故人情”之間並非是以“語法形式”組織起來的(没有動詞),因此不存在清晰的邏輯關係。

然而如果按照“前因後果”或“前果後因”的方式分别思考,這兩句的第二、三字之間並非没有清晰的邏輯,只是由於“行内邏輯”叠加的現象(儘管没有動詞,讀者在閲讀思考時自然而然地會添加適合的動詞)掩蓋了這兩種邏輯:

前因後果:因爲看到了“浮雲”,所以想到了遊子即將居無定所;因爲看到了“落日”,所以想到了與故人的感情即將消逝。

前果後因:因爲想到了遊子即將居無定所,所以認爲這種狀態等同於“浮雲”;因爲想到了與故人的感情即將消逝,所以認爲這種狀態等同於“落日”。

高、梅認爲這兩句的上、下半句之間存在着“隱喻關係”,或許只是因爲邏輯的叠加(簡化)效果使得詞與詞之間的關係變得模糊了,讓這種關係看起來像是“隱喻”。當我們把詞與詞之間的“隱喻關係”拆解成同時存在的幾種邏輯關係,實際上每一種邏輯關係本身都是非常清晰的——詞與詞之間的邏輯關係清晰,在高、梅的理論框架下則可以被認爲是“分析的語言”。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對於高、梅的理論進行補充:重叠的“分析的語言”形成了“隱喻的語言”。高、梅認爲近體詩中的“隱喻關係遠勝於分析關係”。然而本文認爲,近體詩中的“分析關係”是佔據着絶對的主導地位的,只是不同的“分析關係”經常重叠出現,進而産生了“隱喻關係”,以至於讓人們誤以爲“隱喻關係”主導了近體詩——不僅僅是宋詩,唐詩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