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形成：從宋氏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
宋敏求不但藏書多而專精，且注重校讀和流通，隱然已具有現代社會藏書的觀念和意識。在日常生活中，他每每與其子侄輩校閲討論，孜孜不倦。家中藏書允人借讀，士子多喜歡在春明坊宋家附近租賃房屋，以便閲讀。
又與同時士人王欽臣、吕大防、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等交往甚多，藏書、校書、編書等，成爲他們言談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他與王欽臣相約交换藏書和藏書目録，互通有無，
與吕大防書籍往來，
與曾鞏辨《鮑防詩集》爲《鮑溶詩集》之訛，
出其所藏請王安石編爲《唐百家詩選》等，而就中尤以王安石編《唐百家詩選》争議最多，影響也最大。争議的焦點有二：一是編者究竟是王安石還是宋敏求？二是應如何認識和評價這部詩選？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云：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歎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序很簡短，然語意明白：王安石據宋敏求所藏唐詩集編了《唐百家詩選》。但這本無疑義的問題，到了南宋却出現了問題。這就是紹興年間晁公武提出的編者爲宋敏求説。他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右皇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爲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爲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爲介甫所纂。”
其後，清人編《四庫全書》，也認爲晁公武之説“其言當必有自”，
儼然成爲一説。然而，這一看法經余嘉錫先生反復辨駁之後，
其説漸息。不過，近年又有學者注意到蘇頌在《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叙》中羅列宋敏求的撰述時，就有“《百家詩選》二十卷”的記載，於是重新提出此一問題，認爲“晁公武所説近乎真實”。
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
其實，只要細讀一下蘇頌的《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叙》，就會發現他的記載是有疑點的。他説宋敏求“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顔魯公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别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采晉唐人詩歌見於石者，作《寶刻叢章》三十卷”。然《唐百家詩選》顯然不屬於“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再看當日范鎮所作的《宋諫議敏求墓志銘》，詳列宋敏求平生著述，與蘇頌同，然獨不著《唐百家詩選》之書。
可見范鎮就不認爲《唐百家詩選》是宋敏求所編的，而蘇頌、晁公武之説亦不可據。
王安石對於自己編選的這部《唐百家詩選》，頗爲自負，加之他編此書時雖是在三司度支判官的任上（宋仁宗嘉祐四年秋至六年五月，1059—1061），但到了宋神宗熙寧初，其位已至宰輔，主持變法，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日高。這都使得此書更易於爲人矚目。只是這部書的編選宗旨如何，對它又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却歷來是衆説紛紜。
今所見此書最早的刊本是北宋哲宗元符元年楊蟠刊本
。其序曰：
詩之所可樂者，人人能爲之，然匠意造語，要皆安穩愜當，流麗飄逸，其歸不失於正者，昔人之所長，而益己之未至，則非博窺而深討之不可。夫自古風騷之盛，無出於唐，而唐之作者不知幾家，其間篇目之多，或至數千，盡致其全編，則厚幣而不足以購寫，而大車不足以容載，彼幽野之人何力而致之哉？丞相荆國王公道德文章天下之師，於詩尤極其工，雖嬰以萬物，而未嘗忘之。是知詩之爲道也，亦已大矣。公自歷代而下，無不考正。於唐選百家，特録其警篇，而杜、韓、李所不與，蓋有微旨焉。噫！詩繫人之好尚，於去取之際，其論猶紛紛。今一經公之手，則帖然無復以議矣。合爲二十卷，號《唐百家詩選》。得者幾希，因命工刻板以廣其傳。細字輕帙，不過出斗酒金而直挾之於懷袖中，由是人之几上往往皆有此詩矣。予将會友以文，共求昔人之遺意而商榷之。有觀此百家詩而得其所长，及明荆公所以去取之法者，愿以見告，因相與哦於西湖之上，豈不樂哉？
對王安石編的這部唐詩選備極推崇，然對其編選宗旨的理解却不自信。這種認識在當時帶有很大的普遍性。胡仔《苕溪渔隱叢話》前集卷三六引陳正敏《遯齋閑覽》就説：“公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
後來倪仲傳重刊此書，也在序言中説：“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没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祕籍。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之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目送，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遊刃餘地，運斤成風矣。”
其意與楊蟠略同。
至清人編《四庫全書》，遂認爲“是書去取，絶不可解。自宋以来，疑之者不一，曲爲解者亦不一”。
也許是因爲“不可解”，所以會有質疑者，有曲爲之解者。比如晁説之説：“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爲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荆公盡即其本擇善者簽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厭書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長詩籖置所不取小詩上。荆公性忽略，不復更視。唐人众詩集，以經荆公去取皆廢。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荆公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
然其説之不可據，清人已駁之。閻若璩謂觀是書（殘宋本八卷），“去取頗精，足徵老眼無花，則《邵氏聞見録》云云，疑傳聞非實事”。
王士禛則指出：“余觀新刊《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删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絶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又有以爲王安石原非有意選詩的。像朱弁所説：“借唐人詩集日閲之，過眼有會於心者，必手録之。歲久殆録遍。或取其本鏤行於世，謂之《百家詩選》。既非介甫本意，而作序者曰：公獨不選杜、李與韓退之，其意甚深。則又厚诬介甫而欺世人也。”
朱熹也説：“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歎，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録，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
朱熹的話很有識見，他既看到了選家主觀的因素，也看到了選家之外的客觀因素。
當然，在朱熹之前，已有士人注意到此點。比如，黄伯思説：“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众，故别編爲《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爲有微旨，何陋甚歟。”
這裏又涉及王安石的另一部唐詩選本：《（唐）四家詩選》。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對兩書都有著録，並説：“王安石以宋次道家所有唐人詩集選爲此編，世言李、杜、韓詩不與爲有深意，其實不然。按此集非特不及此三家，而唐名人如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刘、柳、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荆公所選特世所罕見，其顯然共知者，固不待選耶？抑宋次道家獨有此一百五集，據而擇之，他不复及耶？未可以臆斷也。”“《四家詩選》十卷，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所抑揚云。”
他們都認爲既然《唐百家詩選》的資料來源是宋敏求的家藏，因而在客觀上也就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至於對這兩部書的評價，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給予充分肯定的。
那麽，王安石所依據的宋敏求家藏的“唐詩百餘編”，具體何所指呢？
趙彦衛説：
唐之舉人，多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録》、《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则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爲《唐百家詩》。或云荆公當删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草課以爲贄，皆非自得意所爲，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辈，可不謹哉。
他指出王安石選編唐詩所依據的文獻是唐代進士行卷。
南宋嚴羽則指出王安石所依據的是某部唐詩總集。其曰：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灵》《間气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满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维、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虚、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袵而莫敢議，可歎也。
這些記載使得後人的研究得以進一步深入。先師程千帆先生便在對此作了細緻的辨析之後，論述道：
如果明白了《唐百家詩選》取材的主要來源是什麽，並且依據這一前提，不再以反映唐代整個詩歌風貌及每位詩人全部的、最高的成就來要求這部選本，那我們就還得感謝宋敏求和王安石，感謝他們爲今天研究唐代士行卷這種風尚對於詩歌的發展有無促進作用，提供了可貴的史料，並且對於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答覆。
雖然程先生的研究是重在揭示唐代進士行卷對唐詩發展的促進作用，然他對《唐百家詩選》文獻來源的考察，却啓示我們：此書是在宋氏所藏、包括唐代進士行卷在内的唐人詩集和唐詩總集的基礎上編選而成的。其中有很多進士行卷（如皮日休的《皮子文藪》等），有唐人所選的唐詩總集（如元結所選《篋中集》
、嚴羽所説的某部今已失傳的唐詩總集等），如前文所論，宋敏求既然收藏和整理的唐人詩集很多，那就還應有宋敏求所收藏的許多唐代詩人别集（如高適、岑參等人的集子）在内。
那麽，王安石究竟還利用過哪些唐人詩集呢？這仍是一個很令人費思量的問題。《唐百家詩選》中入選的詩人雖多半考取或考過進士，但集中所選的作品，事實上多有作於其入仕之後的，而作於詩人應舉之前的作品較少。因此，以常理推之，宋敏求所藏的唐人詩集的大部分，也是王安石編纂《唐百家詩選》的最主要的文獻來源，與其説是唐人行卷，不如説是唐人詩歌别集更爲恰當。在這些唐詩别集中，既有初盛唐名家的詩集，如高適、岑參、孟浩然、儲光羲等人的詩集，也有大曆和中晚唐時期的衆多名家的别集。僅據蘇頌、曾鞏和胡仔等人的記載，宋敏求所整理過或收藏的唐人别集，盛唐時期有李白、杜甫的别集，大曆以後，有《顔魯公集》《錢考功集》《劉賓客外集》《孟東野集》《鮑防集》《鮑溶集》《李衛公别集》等多種。
故朱熹説“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嚴羽説“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是可信的。從《唐百家詩選》所選的作品數量來看，同一位詩人，其入選作品往往多達數十首。比如王建，入選92首，皇甫冉84首、岑參81首、高適71首、韓偓59首、戴叔倫47首、楊巨源46首、李涉37首、許渾33首，這説明編選者在選録作品時所依據的，極有可能是别集而非選本。又，檢《唐百家詩選》中所選儲光羲、皇甫冉、賈島、張祜、許渾、韓偓等人的詩歌，與今所見諸人詩集的宋本或出於宋本的詩人别集相較，其編排順序也大致相同。此亦足見其資料的來源是唐詩别集。
而不論是行卷還是總集、别集，在當時大約都不是很容易就得到的書。經歷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兵火，唐人的文集所存寥寥。元代史臣修《宋史》時就曾感歎：“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陵遲至於五季，干戈相尋，海㝢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
很多作家的别集，“印本絶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説、（張）九齡、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
，更不用説中晚唐的許多詩人了。由此可見，宋敏求收藏唐詩多達百餘編，實屬難得。《唐百家詩選》正是在宋敏求所收藏的、包括唐代進士行卷在内的唐人詩歌别集和唐詩總集的基礎上編選而成的。其中有唐代進士行卷、唐人選唐詩，但更多的則是盛唐和中晚唐詩人的别集。
在紛紜的議論中，由王安石編選的這部《唐百家詩選》，也成了經典，並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其書本身的刻本衆多，而且還出現了分類改編本，仿效之作屢見不鮮，甚至連原書的缺陷也被後人接受，對宋代的詩學批評和詩歌發展可謂影響深遠。如南宋曾慥《皇宋百家詩選》、鄭景龍《續百家詩選》等，皆承其書而纂。《唐百家詩選》所選之詩，也成了後人學習的典範。南宋時少章便曾歷評王安石所選之詩（見吴師道《吴禮部詩話》）。至於《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宗旨究竟如何
需要另文討論，此處就不再贅述了。
綜上，宋敏求以一人之力，而兼司藏、校、輯、編數職，著述甚多。即就今存之《唐大詔令集》《春明退朝録》《長安志》的編撰和諸多唐人别集的整理而論，在史料的保存、典章制度的傳承、唐集的整理和傳播等方面，皆有突出之成就，顯示出强烈的文獻文化意識和方法的自覺，在中國文獻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從宋敏求的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有些問題也許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宋敏求所藏唐集基礎上，由王安石編纂的《唐百家詩選》，也成爲經典，在當時和後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①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中華書局，2004年，第1册，第171頁。又，《宋史·太祖本紀》亦谓其“好讀書”，“重儒者”，見《宋史》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1册，第50頁。
②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勘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册，第2315頁。
③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紀》，第53頁。
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雍熙元年正月壬戌，第2册，第571頁。
⑤《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求書、藏書》，第5册，第2824頁。
⑥李攸《宋朝事實》卷三“聖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8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0頁。
⑦詳參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第二章《五代入宋時期的藏書家》，臺灣學海出版社，1980年。
⑧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六《劉氏藏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8册，第308頁。
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六月乙巳，第3册，第1248頁。
⑩《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第27册，第9521頁。
⑪《宋史》卷二九一《宋綬傳》，第28册，第9735頁。
⑫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2册，第852頁。
⑬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總叙》引葉氏《過庭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4册，第25頁。
⑭《夢溪筆談》卷二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2册，第852頁。
⑮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五一《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2册，第547、550—551頁。關於宋敏求的家世、生平和撰述，詳見於范鎮《宋諫議敏求墓志銘》（載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六），然范鎮載宋氏撰述，不言其有《（唐）百家詩選》。
⑯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二〇“總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66—1067頁。
⑰劉勰《文心雕龍·詔策》，周勛初《文心雕龍解析》，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315頁。
⑱《春明退朝録》卷下，中華書局，1980年，第47頁。“戒敕”，今本蔡邕《獨斷》卷上作“戒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50册，第76頁）。宋敏求引此或有誤記。
⑲范鎮《宋諫議敏求墓志銘》（載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0册，第332頁）。歐陽修致簡通問，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下亦曾記之。其曰：“歐陽少師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遣姚子張闢見問：‘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黄鐘，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録》，以此兩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衮遂建明堂之禮。”（第31頁）《建隆四年南郊改乾德元年赦天下制》今見於《宋大詔令集》卷一一九，仍缺此兩句。
是書的撰著時間，序中説是熙寧三年，清四庫館臣指出其書卷下有“熙寧七年”之注，疑“先爲序而後成書”（《四庫全書總目》卷《春明退朝録提要》）。所言有理。其書卷中亦載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宫事。然四年敏求即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五年使河北祭塞河口，已不似三年閑暇，故疑其書主體或三年已成。
《春明退朝録》卷中，第23頁。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序》，第15册，第5032頁。
周必大《文苑英華序》，見是書卷首，中華書局，1966年，第1册，第8—9頁。
其他如張詠等整理《薛能集》、宋白整理唐人别集等，亦有成績。而出於興趣對個别唐人詩文集進行搜集整理的，則有楊億、穆修、歐陽修、蘇舜欽等人，同樣對這些作家作品的流傳起了重要作用。
魏顥《李翰林集序》，《李太白文集》卷一，巴蜀書社，1986年，第2頁。
李陽冰《草堂集序》，《李太白文集》卷一，第1頁。
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李太白文集》卷一，第5頁。
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九《調張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下册，第989頁。
樂史《李翰林别集序》，《李太白文集》卷一，第2頁。
此處“二百四篇”，據其下文“無慮千篇”和曾鞏《李白詩集後序》所云“今千有一篇”（《李太白文集》卷尾，第158頁），當爲“一百四篇”。
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後序》，《李太白文集》卷尾，第158頁。
當然，宋敏求的輯録工作中也有疏誤之處，比如誤收他人之作，此可參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中華書局，2001年，第46頁。
曾鞏《李白詩集後序》，《李太白文集》卷尾，第158頁。
關於李集的版本，詳可參詹鍈先生《〈李白集〉版本源流考》，附録於其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
宋敏求《孟東野詩集後序》，此據《孟東野詩集》引，華忱之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99頁。
江休復《嘉祐雜誌》云：“宋次道集顔魯公文十五卷，詩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會聯句詩，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語、醉語（聯句）。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輟夫柳潭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興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樂糺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6册，第564頁）明人都穆嘉靖中重編顔集，自謂家藏本十五卷，“自《和政公主碑》至《顔夫人碑》十首，又（留）元剛之所未有”（《顔真卿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7—288頁）。其所云十五卷本，不知是吴興沈氏本還是宋敏求本，抑或是他人所編之本。
據陶敏先生所統計，今本所見實406首。其中也有個别作品屬誤收，如從《柳柳州集》中所輯出的《重送》《三别》，有些則是僞作，如《懷妓四首》等。詳參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前言》，嶽麓書社，2003年，第8頁。
大約與宋敏求同時，吴興沈氏亦輯成《顔魯公集》十五卷，劉敞爲之序。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著録《顔魯公集》十五卷，謂：“案《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刊於金石者，爲十五卷。”（第471頁）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樊川文集》卷首，《四部叢刊初編》本影印明翻宋刊本，第1頁。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中華書局，1979年，第964—964頁。
元稹《元稹集》卷三〇《叙詩寄樂天書》，中華書局，第352—353頁。
《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附録七《劉賓客外集後序》，第1508頁。
賈晉華即據此編成《汝洛集》《洛中集》兩種，見其所撰《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朱弁《曲洧舊聞》卷四載：“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一倍高。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册，第312頁。
徐度《却掃編》卷下云：“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别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册，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過三四十頁，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别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録一本，遇所缺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册，第797頁）。可見王欽臣的藏書由宋家所得甚多。
如吕大防從宋敏求借孔安國《古文尚書》。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卷一著録《古文尚書》十三卷，曰：“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52頁。
《曾鞏集》卷一一《鮑溶詩集目録序》曰：“《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别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决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别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晩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中華書局，1984年，第192頁）可知《鮑溶詩集》的辨證實由宋敏求而發之，其間他與曾鞏、歐陽修整理唐集、商量學問的許多細節，亦由此可見。
《唐百家詩選》卷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二〇“總集類”，第1065—1066頁。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唐百家詩選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1693頁。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四，中華書局，1980年，第1567—1572頁。
查屏球《名家選本的初始化效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在宋代的流傳與接受》，《安徽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一六。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舉進士，官至知壽州。他與王安石是同時代的人，與蘇軾有唱和，歐陽修亦曾稱其詩。《東都事略》卷一一五、《宋史》卷四四二有傳。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首，（中華再造善本集部唐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影印，2004年。又陆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著録《王荆公唐百家詩選》殘本十一卷（宋刊本汲古閣舊藏），並載其序（中華書局，1990年，第1273—1274頁）。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42頁。
《唐百家詩選》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4册，第565頁）。又《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著録《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何義門手校本），亦録此序，第1272—1273頁。
亦有對所選具體作品提出質疑者，如蔡絛謂書中選“張祜《惠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西清詩話》卷下，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2002年，第220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唐百家詩選提要》，第1693頁。
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引，中華書局，1983年，第147頁。近人傅增湘從王安石編《四家詩選》以取書先後排列四人順序，推測邵氏之説或可信。參其所撰《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50—951頁。
閻若璩《潛邱札记》卷五《跋初刻〈唐百家詩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9册，第512頁。
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0册，第566頁。
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合刊本，中華書局，1988年，第107頁。
朱熹《晦庵集》卷六四《答鞏仲至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5册，第219—220頁。
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百家詩選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0册，第349頁。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4頁。對於四家順序的排列，時人多有不解。如王鞏《聞見近録》載：“黄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家選詩》丞相以歐、韓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説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7册，第209頁）然釋惠洪在《冷齋夜話》中却有不同的記載。他説：“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脱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冷齋夜話》卷五“舒王編四家詩”條，《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第49—50頁）二者似乎矛盾。然大致於李白有褒有貶，而以褒爲主。
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八，中華書局，1996年，第135頁。
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考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43—244頁。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4頁。又收入《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王士禛《香祖筆记》卷二指出，其“第六卷沈千運已下，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0册，第402頁。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七引鮑慎由《夷白堂小集》曰：“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22頁）鮑防、鮑溶集，據前引《曾鞏集》卷一一《鮑溶詩集目録序》，知宋敏求亦藏有二家集。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序》，第15册，第5032頁。
周必大《文苑英華序》，見是書卷首，中華書局，1966年，第1册，第8—9頁。
從所選詩人和作品的數量來看，中晚唐詩人和作品入選的數量都超過了盛唐。比如入選作品在二十首以上的詩人，大曆以後有戴叔倫、郎士元、盧綸、司空曙、皇甫冉、楊巨源、王建、李涉、賈島、許渾、雍陶、薛能、吴融、韓偓十四人，盛唐詩人則只有孟浩然、高適、岑參、儲光羲、王昌齡、李頎計七人。
關於《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旨趣，鄒雲湖先生認爲其意有四：“一，此書所選乃是因爲‘欲矯’西崑‘其失’，所以纔‘多取蒼老一格’，‘大半是晚唐詩’而‘缺略初盛’。二，其選録風格是‘雜出不倫’。”“三，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不選唐詩的大家名家，一方面正預示了宋詩在唐詩的頂峰上力避熟濫，但求變化，以另拓通途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不選元、白、韋、劉、王維和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恐怕還是源於這些詩人的大家之名多半是由於其詩的豔情、閑情過於豐富引人。”（見氏著《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77—78頁）揆諸文學史實，其説似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