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個文學群體，除了成員之間彼此交遊唱和的文學互動，通過詩藝的切磋探討，從而培養出一種新的欣賞與創作習慣，並使之成爲較爲穩定的審美愛好，也是這個群體得以存在並産生影響的重要方式。“王門”形成的時間長、跨度大、成員多，不少成員的詩作都各具特色，如王令“才思奇軼，所爲詩磅礴奥衍，大率以韓愈爲宗”，方惟深則“精淳警絶，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蔡肇“最長歌詩”，而陸佃則“以七言近體見長”；再加上作爲中心人物王安石的詩風亦有前後階段的變化，因此，想要爲“王門”找到一個共通的創作風格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並不意味着“王門”文人在交流過程中就没有發生藝術與審美傾向的相互影響，實際上，身爲詩壇大家的王安石，他的詩學追求與藝術造詣，就往往對“王門”其他成員具有指導和典範作用。

王安石本人努力追求詩藝的精工極巧，對下字、對仗、句法、用典、押韻等創作要求很嚴，這種詩學傾向在他及門人弟子的交流中也有所呈現，如“（陳輔）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繞縣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酲過午無人問，卧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于王安石，安石稱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倩’字”，真可謂“一字之師”；再如王安石曾讀蘇軾《雪後書北臺壁二首》中“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摇銀海眩生花”一聯，“歎曰：‘蘇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時其婿蔡卞曰：‘此句不過詠雪之狀，妝樓臺如玉樓，彌漫萬象若銀海耳。’荆公哂焉，謂曰‘此出道書也’”，這是在提點門婿蔡卞的同時，也傳達出王安石本人化淵博學問爲使事精深的創作態度；至於上文提到的示與葉濤等人“以谷口對壺頭”的詩例，則不僅用典精切深刻，而且還體現了荆公“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按：“谷口”用鄭子真典，“壺頭”用馬援典，皆出自漢史典籍）的對仗要求；又據《石林詩話》，蔡肇還曾記録了王安石與其論學老杜句法的一次經歷：“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黄鳥挾書眠’，自謂不减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通過這樣的交流，王安石精益求精的詩學追求自然會對“王門”文人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陳輔撰有《陳輔之詩話》，其中一條是“改恨字作幸字”，對詩歌下字問題予以特别關注，或許就與荆公曾改其字有關；而“冥搜造極”條更云“人心思究經術，往往不能致精，唯詩冥搜造極，所謂‘應須入海求’”，明確提出了作詩應苦心孤詣、致精造極的藝術要求。

“王門”弟子由具體創作學習效法王安石詩歌的例子亦比比可見。如陸佃詩的特點是精求字訓、錯綜典故，當與親炙王安石有很大關係；其《和巖老》詩云：“官清自可看奇字，俸薄尤能寫異書”，以“奇字”對“異書”，除了用揚雄、《論衡》之典，還頗能見出詩人的特立不群之氣，而率先創用這組對法的正是王安石“數能過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過劉全美所居》），此即爲陸詩所本。化用荆公詩意的還有吴頤。王安石有一首《送丁廓秀才歸汝陰》“風駛柳條乾，駝裘未勝寒。殷勤陌上日，爲客暖征鞍”，此詩最大的亮點就是通過囑托日頭爲行客温暖征鞍的擬人手法來表達對友人的殷切關懷，既具“反常合道”的奇趣之妙，又突出了情意綢繆的送别之意；這一寫法也被吴頤移用到了他的《出歷坪鋪》詩中：“從來年少怯春寒，老大那堪行路難。已去郵亭重下馬，少須朝日暖征鞍。”只不過與王詩相比，“少須朝日暖征鞍”被壓縮到一句之中，就少了原作“殷勤陌上日，爲客暖征鞍”那種對面如訴的唱歎風韻。王安石精研杜詩句法，曾與門人蔡肇討論，而其他門人又有學得荆公句法而輾轉上通於老杜者，如《唐子西文録》云：“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這兩句其實出自王安石《旅思》，原句是“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而陳輔有句云“雲樹天低楚，烟汀地失吴”，無論從意象還是句法上看，都與荆公學杜之句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再如王安石有意效杜甫的錯綜句法“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有“繰成白雪桑重緑，割盡黄雲稻正青”（《木末》）這樣的名句爲世人傳誦，門生陸佃擅長七律，遂亦有“舞得六么除是柳，啼消紅粉奈何花”之類的效法之作，當然這兩句詩的藝術功力較杜甫、王安石還略遜一籌。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追求精工極巧的詩學造詣，最終是要達到像《石林詩話》所説的“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的藝術境界，其本人詩風也正經歷了由早年的“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到晚年的“始盡深婉不迫之趣”的蜕變，這一點對“王門”文人的審美趣味也産生了重要影響。如魏泰就在《臨漢隱居詩話》中屢屢申説：“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於心，則情見於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其中“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等語，正是在與荆公評詩論藝的過程中提出的。

衆所周知，王安石詩的獨特風格被宋人稱爲“荆公體”，其中又以他晚年律絶尤其是絶句最能體現“荆公體”的特徵，這也引起了“王門”文人的密切關注。王安石本人對自己的絶句成就也頗爲滿意，據《詩話總龜》載，“舒王與吴彦律云‘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鵝黄嫋嫋垂’，自云此凌轢造物”；《苕溪漁隱叢話》亦載：“山谷云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緑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所引詩句出自《南浦》、《書湖陰先生壁》（其一）二絶，王安石特别拈出作爲自己的得意之筆示範後學，可見對它們的重視程度；詩學修養極高的黄庭堅更深得其中三昧，遂發出“（荆公）暮年小語，雅麗精絶，脱去流俗”的贊歎。“王門”弟子對老師的創作動向自然更加熟悉，故陳輔就曾取荆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編爲《半山集》二卷並刊刻流傳，可惜版刻在南宋時已亡佚；而“王門”中學習荆公絶句的更不乏其人。王安石次子王旁就繼承了家風，據荆公《題旁詩》所云：“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絶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荆公體”絶句的特徵之一即是有“晚唐氣味”，而此處俞紫芝評王旁詩“絶似唐人”並被王安石認可，可見確是道出了王氏絶句的真味。而俞紫芝本人也是善學此體的人物，張邦基《墨莊漫録》云：“七言絶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這裏敏鋭地捕捉到了俞紫芝絶句與“荆公體”的淵源關係。實際上，秀老此詩與王安石的《竹里》“竹里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正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説明俞氏平日即對荆公絶句深有會心，淪肌浹髓，故下筆亦具“荆公體”之神韻。方惟深也是“王門”高弟，其《謁荆公不遇》“春江渺渺抱墻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舟下建溪》“客航收浦月黄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汀楓半死，繫舟猶有去年痕”二詩，精絶深婉、清雅脱俗，置諸荆公集中亦可亂楮，故宋人已誤以二詩爲王安石作。